战争后期日本对华“谋和”的失败

抗日战争后期，随着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战况每况愈下，日本政府和军部开始策划通过汪政府实现对华“和平”。1943年5月29日，日本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制定的《大东亚政略指导大纲》规定：“解决中国问题”的要点，是彻底实现“对华新政策”,“应伺机加以领导，使国民政府对重庆进行政治工作”等^[1]。这是日本政府在正式文件中第一次明确提出运用汪政府来“诱和”重庆政府的策略。根据日本方面得到的情报：重庆政府在宋美龄访问美国时得知，“英美对于苏联潜在实力之强大重新作估计，大为恐慌。可以对此防御的，西为德国，东为日本，所以认为打倒此两国，并非得计。从这个观点，蒋介石也不得不考虑与日本谈判。”^[2]
汪政府的要员们是否愿意充当日本政府的“劝降”使者呢？最初，日本方面曾表示疑忌，担心汪政府会阻碍日蒋“全面和平”的实现，曾设想让汪精卫担任华北地方政权的主席，以解决“全面和平”实现后最为困难的蒋、汪关系问题^[3]。但日方很快发现“汪似乎希望由他自己这一派尽快完成”中日“和平”的任务。陈公博、周佛海则积极性更高。汪精卫向日本驻南京“大使”谷正之表示：“我是一个探险家来发见大陆，如果不能发见，重庆一定拍手笑我，如果能够发见，全中国的民众会感谢。”汪精卫的所谓“大陆”就是指“和日本以好的条件达成和平”^[4]。
自1943年1月汪政府对英美宣战后，汪精卫等不断就“中日全面和平问题”派人与重庆当局进行联络，出面较多的是周佛海。1月4日，周佛海委托即将赴重庆的国民党“中统”特工陈宝骅，“带缄交孔庸之(祥熙)、钱新之、杜月笙及果夫、立夫、布雷六人，劝其时机如到，主张和平，余在外力助其成”^[5]。2月2日，周佛海又对刚从重庆返回上海的国民党“军统”特工刘百川说：“国际关系瞬息万变，英美必留日本之势力以牵制苏联，故日美妥协迟早必实现，渝方应注视此点，如日美有妥协之倾向，即宜著先鞭与日和平，不可追随美国之后与日妥协，盖前者为主动，后者为被动，利害得失固可预见也。”刘百川表示同意周的意见，并允将此“转达渝方”^[6]。4月5日，在汪政府要人的一再疏通下，日本占领军方面同意将在上海被日本宪兵逮捕并软禁已一年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吴开先用飞机送广州，转道回重庆，传递“和平信息”。周佛海是这样向日本驻汪政府最高军事顾问影佐祯昭解释的：“欲求全面和平，与其走许多不正确的冤枉路，不如把他送回重庆，让他把目睹的一切，向当局面陈，也可以把汪先生与日方的意思，代为转达，这是求取全面和平的一个捷径。”^[7]
同时，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等不断与日本驻南京“大使”谷正之以及日本军部在华代表辻大佐、都甲大佐、永井大佐、川本大佐等商谈实现所谓“全面和平”的条件。1943年9月，汪精卫、陈公博等多次与谷正之会谈，“最关心的是撤兵问题，如果蒋提出与英美切断关系，希望日本也撤兵时，日本是否肯答应？”要求日方明确表示态度^[8]。9月29日，周佛海会见日本军部代表都甲大佐，也提出“重庆所惧者，脱离英美后，而日本不履行条约也。故如何能有切实保证，使重庆信任日本，此日本必须反省者也”^[9]。10月2日，周佛海又向日本军部代表川本大佐指出：“重庆对日不信任，如何取信于渝，乃为先决问题，而欲取信于渝，先须见信于南京政府下之人民，今日本所约定者多不能实行，其能使重庆信任日本之诺言耶？”^[10]10月4日，周佛海在与谷正之会见时再次强调：“中日全面和平”之能否实现，“全在日本做法如何而定，如以在和平区日本之做法视之，则重庆决不和。‘言必信，行必果’为日本做法今后应取之途径。”^[11]这表明汪精卫、周佛海等人企图利用日本决策者们急于希望结束战争的心情，迫使日本方面向汪政府做出更多的让步。
1943年10月30日，《日汪同盟条约》签署，日本政府答应在“中日全面和平”实现时，从中国撤兵，并放弃根据《辛丑条约》取得的驻兵权，这使汪精卫等大为振奋，趁势向重庆政府发动了一次“和平攻势”。汪精卫在重病之中，仍亲自撰文，指责重庆方面据以抗日的理由已不复存在，“以今日的状态而言，不仅回复到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且超过若干倍了”,劝告重庆政府“赶快决定自己应走的路”,“抛下抗战，回复和平”^[12]。然而，由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的进一步发展，汪政府的“和平攻势”成效甚微。
1944年初，日本军队在太平洋战场上遭到了更为惨重的失败。日本大本营为了消灭美军在中国的空军基地，确保日本本土与南方占领地的大陆交通线，于1月24日下达了“一号作战”命令，要求日军“攻占湘桂、粤汉及京汉铁路南部沿线的重要地域”,并于4月中旬开始发动河南攻势作战。日本军部执行了一种“和”、“战”自相矛盾的方针，即“一面希望对渝和平，一面又常取攻势”。这说明日本政府面对每况愈下的战局，举措无定，执行着混乱的对华政策。
在汪政府方面，1944年3月，汪精卫病重赴日就医后，实权已落入陈公博和周佛海手里。他们虽然表面上仍然热衷于居间“劝降”,但从心底里已深信日本必定战败，暗中向重庆政府表示“输诚”,积极地为自己寻找退路。他们考虑“全面和平”的出发点已较前有了很大的变化，其重点已放到如何取悦于重庆政府了。
基于这样的立场，他们一方面对日本方面的“谋和”要求虚与周旋，另一方面婉转批评日本方面“对渝军事上施加压力，只足以促渝之坚决抵抗，和平更难”^[13],并以“谋和”为由，向日本方面交涉“撤兵”、取消伪满洲国等，力争在较好的政治条件下，实现所谓“全面和平”,争取重庆当局对他们的宽容和谅解。对于陈公博、周佛海等人的这种心态，时任日本中国派遣军副总参谋长的今井武夫也有所意识。他说：“日本政府对南京政府的这个提议(即由汪政府居间“谋和”中日关系),南京方面明白看出日本的战意消退，除了只派遣一名表面形式上的使者到重庆以外，似在煞费苦心地寻求同重庆方面的要人进行联系。”^[14]但这种状况却未为急于从中国战场脱身的日本政府决策者们所认识，由汪政府出面进行的“谋和”活动仍在继续。
1944年7月，日本东条英机内阁倒台，继起的小矶国昭内阁面临比它的前任更为严重的局面，战况愈加险恶，为了“尽快解决中国事变”,已到了十分迫切的地步。他们把与重庆政府“谋和”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分崩离析的汪政府身上，迫不及待地要以更大的步伐，与重庆政府取得沟通和联系，实现所谓的“全面和平”。8月，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制定了《世界形势的判断及战争指导大纲》,规定在“战局已经进入最后阶段的情况下”,对外政策“以斡旋德苏和解及对重庆进行政治工作为中心课题”^[15]。9月5日，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又制定了《实施对重庆工作方案》,规定“对重庆的政治工作的重点，在于完成大东亚战争，必须使重庆政权迅速停止对日抗战”,具体方式是“使国民政府进行活动，制造彼此之间会谈的机会”,并由“国民政府派遣适当人员到重庆去”;同时，“有效地运用由于日苏邦交的迅速好转而造成的政治压力，设法促进这项工作”;“如果需要，使苏联成为这项工作的居间人”;强调“讲求一切手段，助长日华和平思想，并贯彻宣传重庆依靠美、英，终于会招致中国民族的被奴役，造成东亚的灭亡”等。在这个文件中，日本政府还决定了一旦中日直接会谈实现时，日本方面最大的让步腹案，主要内容是：
1.中国对日本、英美关系“采取善意中立”,“自发地使在中国的美、英军队撤退”;
2.“同意蒋介石返回南京，建立统一政府”,蒋介石与汪精卫关系的调整，“是中国的国内问题，由两者直接谈判”;
3.“废除《日华同盟条约》,重新签订全面和平后日华永久和平的友好条约”,“不干涉中国的一切内政问题”;
4.“如果在中国的英、美军队撤退，帝国也撤退全部军队”;
5.“满洲国不改变现状”;
6.“蒙疆问题作为中国的问题处理”;
7.“把香港让给中国”;
8.尽量答应“中国方面对帝国提出的保障安全的要求”,“为了反对美、英军队再度侵入中国，使中国承认(日本向中国)派遣必要的军队”。^[16]
在日本方面看来，这是一个很为宽大的条件，“将使1932年以来日本在中国的成果，除满洲国外，一概化为乌有”^[17]。反映了日本侵略者已入穷途末路，急于从中国战场脱身。
四天后，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又通过了《对国民政府传达有关〈实施对重庆政治工作方案〉的要点》,决定“先由中央派遣适当人数，并会同当地机关，共同向国民政府进行传达”^[18]。随即，日本政府派遣陆军省次官柴山兼四郎中将赴南京，向汪政府要员陈公博、周佛海等传达日本政府的决策。柴山中将原任汪政府最高军事顾问，与汪派人物关系密切，刚调任陆军省新职，即受命再次来华。
9月13日—14日，柴山中将与陈公博、周佛海进行会谈。柴山表示：“日政府虽明知形势不利，时机不顺，不易成功，但仍盼积极进行全面和平工作”,但此次“谋和”,日本政府不出面，由汪政府出面进行，“且不可使外间知系日方所发动”;提出日本方面实行“全面和平”的条件，主要内容是： 1.纯以平等立场讲和； 2.如美国撤退在渝空军，日即全部撤兵； 3.渝与英美之关系，尊重渝方意见决定； 4.关于保证问题，俟确知渝方意见后决定； 5.关于宁渝汪蒋问题，乃中国内政问题，由双方商办等^[19]。为了保证“谋和”工作的顺利进行，柴山特别强调该项工作今后“由首相和外相联系，一切要南京方面采取措施，不让当地军方干预”^[20]。
在会谈中，陈公博提出日军在打通大陆交通线后，“是否要在此线驻屯相当兵力？”柴山表示：“日本政府现在没有考虑这样的驻兵问题”,但“如果中国宣布中立，而美、英侵犯了中立”,“那时只凭中国政府的力量当然阻止不了美、英的侵犯”,“日本不能不考虑到在必要地点的必要驻兵问题”。陈公博又提出：“重庆在与日本言和时，必定担心日本果真能否如约执行？为了消除这个疑问，感到有第三国担任保证的必要。”柴山答称：日本对由苏联来作为中间人，“有充分的考虑”。随即，陈公博表示“可以提出反共问题作为南京政府与重庆政府相接近的方法，现在能作为两方的共同目标的就是反共”。柴山当即表示赞同，并说：“日本对南京政府的政策，不加掣肘。”最后，双方谈及伪满洲国的存废问题，陈公博指出：如不撤销满洲国，“终为中日间一个极大障碍，而为中国生存的致命伤”,与重庆政府讲和也将“无从谈起”。柴山回答：“现在无法回答，在具体情况有发展时再行协商”^[21]。经过双方会谈，陈公博表示：对于日方企图，“当努力求其贯彻”,周佛海也说要“遵命办理”,“无论如何都要抓住机会，完成预定目标”,并商定：“通过无线电与重庆联系，不是很好的办法”,必须派人去联络。9月28日，陈公博与周佛海决定派遣朱文雄赴重庆，向重庆最高当局转达日方“和谈”条件。直到次年5月底，朱文雄才返回上海，但“并无具体结论”。实际上，汪政府“大部分首脑内心认为此项工作不可能实现，对之表示消极”^[22]。
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这一决策，招至日本军方及政界不少人士的反对。战后，时任日本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副总参谋长的今井武夫在其回忆录中批评说：“中央并未深入考虑南京政府与重庆政府的关系，也未很好研究南京国民政府近一年来几乎完全失去信心而放弃努力的实际情况，即行作出如此决定。”^[23]差不多在柴山来华的同时，日本政府为了推进此项工作，还特派和重庆不少要人保有长远历史关系的宇垣一成大将来华活动，以私人名义试探与重庆政府进行谈判的可能。9月中旬，宇垣一成偕坂西利八郎等，从中国东北开始，视察了华北、华中地区，先后在北平、南京、上海等地和陈公博、周佛海、王克敏、王揖唐、缪斌等会面，结果也是一无所获。宇垣一成回到东京后，曾向日本最高当局建议：“重庆工作需要开辟新路线，南京政府的存在对工作反有妨碍。”表示了反对由汪政府居间进行“谋和”活动的意见^[24]。
但是，日本驻汪政府最高军事顾问矢崎中将却赞成并坚决执行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决定，使得通过汪政府进行的“谋和”活动持续到1945年初。然而，这一工作的日方主管部门却一变再变，反映了日本统治集团在对华工作上的混乱。最初，日本方面确定“由首相和外相直接联系”;10月25日，改由日本驻汪政府最高军事顾问矢崎担任当地日方负责人，受日本首相的直接指示行事；12月13日，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又决定改由日本驻南京“大使”及在华陆海军最高指挥官协商进行工作，并“由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负责与中央联系，以统一掌握并进行上述工作”^[25]。
1945年春，由于“谋和”工作毫无进展，小矶国昭内阁决定改变方针，改由“日本政府自己直接进行缪斌工作”。“缪斌工作”是日本对蒋介石政府进行“谋和”活动的最后一幕。缪斌，虽为汪政府考试院副院长，却不属于汪精卫派，也与陈公博没有历史关系。他原为国民党在野政客，抗战爆发后，在华北投日，任新民会副会长，汪政府成立时，由日方推荐参加该政府，在政治上一直是汪派集团的反对派。他以为日军情报机关搜集重庆方面情报的机会，与重庆的友人经常联络，并与反对汪政府的日本人士交往，炫耀自己与重庆当局关系密切，建议由他居间进行“全面和平”的谈判。1945年3月16日，自称代表重庆政府的缪斌受日本首相小矶国昭之邀抵达东京活动。当晚，他与日本内阁国务大臣兼情报局总裁绪方竹虎会谈，向日本当局提出了《中日全面和平案》,主要内容是： 1.“南京政权立即宣布自动取消，成立留守政府”;2.“日本政府在南京留守政府成立时，立即与重庆国民政府谈判停战撤军事宜”; 3.“停战协定正式发表时，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等^[26]。3月21日，小矶国昭在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提议：“以缪斌案为基础正式进行和平交涉”,“允许缪斌使用无线电与重庆联络”等^[27]。
小矶国昭的这一举动遭到日本驻南京“大使”和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的反对，日本驻南京“大使”谷正之致电日本政府，指出：“这种计划既违反过去的决定，也轻视汪政权，决无成功的希望，况且从缪斌的地位看，他所提出的使日本让步的方案的结果仅是被他个人及重庆政府所利用，不能达到真正和平的目的。”日本外务省、陆军省、海军省对“缪斌工作”均不表赞同，外相重光葵直接面告天皇，认为“国家处于危局，日本应当采取的态度必须走大路，只要无亏大义名分，即使一旦国破，将来还有复兴的希望；若是玩弄不当的手段走入歧路，日本也许将永远灭亡”^[28]。日本天皇亦反对“缪斌工作”,表示“和平工作通过缪斌这种人是不能成功的，此时不应采取策略的手段，对整个大局是无益的”^[29]。日本统治集团内部的严重分歧、争吵及天皇对此的决断，不仅使“缪斌工作”很快停止，而且使小矶内阁也因之而垮台。日本政府小矶内阁进行的“缪斌工作”表示日本政府在中日战争后期假手汪政府进行的“谋和”活动已遭彻底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