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文 | 慎终第四十 |
释义 | 慎终第四十贞观五年,太宗谓侍臣曰:“自古帝王亦不能常化,假令内安,必有外扰。当今远夷率服,百谷丰稔,盗贼不作,内外宁静。此非朕一人之力,实由公等共相匡辅。然安不忘危,治不忘乱,虽知今日无事,亦须思其终始。常得如此,始是可贵也。”魏徵对曰:“自古已来,元首股肱①不能备具,或时君称圣,臣即不贤,或遇贤臣,即无圣主。今陛下明,所以致治。向若直有贤臣,而君不思化,亦无所益。天下今虽太平,臣等犹未以为喜,惟愿陛下居安思危,孜孜不怠耳!” 贞观六年,太宗谓侍臣曰:“自古人君为善者,多不能坚守其事。汉高祖,泗上一亭长耳②,初能拯危诛暴,以成帝业,然更延十数年,纵逸之败,亦不可保。何以知之?孝惠为嫡嗣之重③,温恭仁孝,而高帝惑于爱姬之子,欲行废立④;萧何、韩信,功业既高,萧既妄系⑤,韩亦滥黜⑥,自余功臣黥布之辈,惧而不安⑦,至于反逆。君臣父子之间悖谬若此,岂非难保之明验也?朕所以不敢恃天下之安,每思危亡以自戒惧,用保其终。” 贞观九年,太宗谓公卿曰:“朕端拱无为,四夷咸服,岂朕一人之所致,实赖诸公之力耳!当思善始令终,永固鸿业,子子孙孙,递相辅翼。使丰功厚利施于来叶⑧,令数百年后读我国史,鸿勋茂业粲然可观,岂惟称隆周、炎汉及建武⑨、永平⑩故事而已哉?”房玄龄因进曰:“陛下㧑挹之志⑪,推功群下,致理升平,本关圣德,臣下何力之有?惟愿陛下有始有卒,则天下永赖。”太宗又曰:“朕观古先拨乱之主皆年逾四十,惟光武年三十三。但朕年十八便举兵,年二十四定天下,年二十九升为天子,此则武胜于古也。少从戎旅,不暇读书,贞观以来,手不释卷,知风化之本,见政理之源。行之数年,天下大治而风移俗变,子孝臣忠,此又文过于古也。昔周、秦以降,戎狄内侵,今戎狄稽颡⑫,皆为臣妾,此又怀远胜古也。此三者,朕何德以堪之?既有此功业,何得不善始慎终耶?” 贞观十二年,太宗谓侍臣曰:“朕读书见前王善事,皆力行而不倦,其所任用公辈数人,诚以为贤。然致理比于三、五之代,犹为不逮,何也?”魏徵对曰:“今四夷宾服,天下无事,诚旷古所未有。然自古帝王初即位者,皆欲励精为政,比迹于尧、舜;及其安乐也,则骄奢放逸,莫能终其善。人臣初见任用者,皆欲匡主济时,追纵于稷、契;及其富贵也,则思苟全官爵,莫能尽其忠节。若使君臣常无懈怠,各保其终,则天下无忧不理,自可超迈前古也。”太宗曰:“诚如卿言。” 贞观十三年,魏徵恐太宗不能克终俭约,近岁颇好奢纵,上疏谏曰: 臣观自古帝王受图定鼎⑬,皆欲传之万代,贻厥孙谋。故其垂拱岩廊⑭,布政天下,其语道也必先淳朴而抑浮华,其论人也必贵忠良而鄙邪佞,言制度也则绝奢靡而崇俭约,谈物产也则重谷帛而贱珍奇。然受命之初,皆遵之以成治;稍安之后,多反之而败俗。其故何哉?岂不以居万乘之尊,有四海之富,出言而莫己逆,所为而人必从,公道溺于私情,礼节亏于嗜欲故也?语曰:“非知之难,行之惟难;非行之难,终之斯难。”所言信矣。 伏惟陛下,年甫弱冠,大拯横流⑮,削平区宇,肇开帝业。贞观之初,时方克壮,抑损嗜欲,躬行节俭,内外康宁,遂臻至治。论功则汤、武不足方,语德则尧、舜未为远。臣自擢居左右,十有余年,每侍帷幄,屡奉明旨。常许仁义之道,守之而不失;俭约之志,终始而不渝。一言兴邦,斯之谓也。德音在耳,敢忘之乎?而顷年以来,稍乖曩志⑯,敦朴之理,渐不克终。谨以所闻,列之如左: 陛下贞观之初,无为无欲,清静之化,远被遐荒。考之于今,其风渐坠,听言则远超于上圣,论事则未逾于中主。何以言之?汉文、晋武俱非上哲,汉文辞千里之马⑰,晋武焚雉头之裘⑱。今则求骏马于万里,市珍奇于域外,取怪于道路,见轻于戎狄,此其渐不克终,一也。 昔子贡问理人于孔子,孔子曰:“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子贡曰:“何其畏哉?”子曰:“不以道导之,则吾仇也,若何其无畏⑲?”故《书》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⑳。”为人上者奈何不敬?陛下贞观之始,视人如伤,恤其勤劳,爱民犹子,每存简约,无所营为。顷年以来,意在奢纵,忽忘卑俭,轻用人力,乃云:“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自古以来,未有由百姓逸乐而致倾败者也,何有逆畏其骄逸,而故欲劳役者哉?恐非兴邦之至言,岂安人之长算?此其渐不克终,二也。 陛下贞观之初,损己以利物,至于今日,纵欲以劳人,卑俭之迹岁改,骄侈之情日异。虽忧人之言不绝于口,而乐身之事实切于心。或时欲有所营,虑人致谏,乃云:“若不为此,不便我身。”人臣之情,何可复争?此直㉑意在杜谏者之口,岂曰择善而行者乎?此其渐不克终,三也。 立身成败,在于所染,兰芷鲍鱼㉒,与之俱化,慎乎所习,不可不思。陛下贞观之初,砥砺名节㉓,不私于物,惟善是与,亲爱君子,疏斥小人。今则不然,轻亵小人,礼重君子。重君子也,敬而远之;轻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则不见其非,远之则莫知其是。莫知其是,则不间而自疏;不见其非,则有时而自昵。昵近小人,非致理之道;疏远君子,岂兴邦之义?此其渐不克终,四也。 《书》曰:“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贵异物贱用物,人乃足。犬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兽弗育于国。”㉔陛下贞观之初,动遵尧、舜,捐金抵璧㉕,反朴还淳。顷年以来,好尚奇异,难得之货,无远不臻;珍玩之作,无时能止。上好奢靡而望下敦朴,未之有也。末作滋兴㉖,而求丰实,其不可得亦已明矣。此其渐不克终,五也。 贞观之初,求贤如渴,善人所举,信而任之,取其所长,恒恐不及。近岁以来,由心好恶,或众善举而用之,或一人毁而弃之,或积年任而用之,或一朝疑而远之。夫行有素履㉗,事有成迹,所毁之人,未必可信于所举;积年之行,不应顿失于一朝。君子之怀,蹈仁义而弘大德;小人之性,好谗佞以为身谋。陛下不审察其根源,而轻为之臧否,是使守道者日疏,干求者日进㉘,所以人思苟免,莫能尽力。此其渐不克终,六也。 陛下初登大位,高居深视,事惟清静,心无嗜欲,内除毕弋之物㉙,外绝畋猎之源。数载之后,不能固志,虽无十旬之逸㉚,或过三驱之礼,遂使盘游之娱,见讥于百姓,鹰犬之贡,远及于四夷。或时教习之处,道路遥远,侵晨而出,入夜方还。以驰骋为欢,莫虑不虞之变,事之不测,其可救乎?此其渐不克终,七也。 孔子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然则君之待臣,义不可薄。陛下初践大位,敬以接下,君恩下流,臣情上达,咸思竭力,心无所隐。顷年以来,多所忽略,或外官充使,奏事入朝,思睹阙庭,将陈所见,欲言则颜色不接,欲请又恩礼不加,间因所短,诘其细过,虽有聪辩之略,莫能申其忠款㉛。而望上下同心,君臣交泰㉜,不亦难乎?此其渐不克终,八也。 傲不可长,欲不可纵,乐不可极,志不可满㉝。四者,前王所以致福,通贤以为深诫。陛下贞观之初,孜孜不怠,屈己从人,恒若不足。顷年以来,微有矜放,恃功业之大,意蔑前王,负圣智之明,心轻当代,此傲之长也。欲有所为,皆取遂意,纵或抑情从谏,终是不能忘怀,此欲之纵也。志在嬉游,情无厌倦,虽未全妨政事,不复专心治道,此乐将极也。率土乂安,四夷款服,仍远劳士马,问罪遐裔㉞,此志将满也。亲狎者阿旨而不肯言,疏远者畏威而莫敢谏,积而不已,将亏圣德。此其渐不克终,九也。 昔陶唐、成汤之时非无灾患,而称其圣德者,以其有始有终,无为无欲,遇灾则极其忧勤,时安则不骄不逸故也。贞观之初,频年霜旱,畿内户口并就关外,携负老幼,来往数年,曾无一户逃亡、一人怨苦,此诚由识陛下矜育之怀㉟,所以至死无携贰㊱。顷年已来,疲于徭役,关中之人,劳弊尤甚。杂匠之徒,下日悉留和雇㊲;正兵之辈,上番㊳多别驱使。和市㊴之物不绝于乡闾,递送之夫相继于道路。既有所弊,易为惊扰,脱因水旱㊵,谷麦不收,恐百姓之心,不能如前日之宁帖㊶。此其渐不克终,十也。 臣闻“祸福无门,唯人所召”。人无衅焉㊷,妖不妄作。伏惟陛下统天御宇十有三年,道洽寰中,威加海外,年谷丰稔,礼教聿兴㊸,比屋喻于可封㊹,菽粟同于水火。暨乎今岁,天灾流行,炎气致旱,乃远被于郡国;凶丑作孽,忽近起于毂下㊺。夫天何言哉?垂象示诫,斯诚陛下惊惧之辰,忧勤之日也。若见诫而惧,择善而从,同周文之小心,追殷汤之罪己。前王所以致理者,勤而行之;今时所以败德者,思而改之。与物更新,易人视听,则宝祚无疆㊻,普天幸甚,何祸败之有乎?然则社稷安危,国家治乱,在于一人而已。当今太平之基,既崇极天之峻;九仞之积,犹亏一篑之功㊼。千载休期㊽,时难再得,明主可为而不为,微臣所以郁结而长叹者也。 臣诚愚鄙,不达事机,略举所见十条,辄以上闻圣听。伏愿陛下采臣狂瞽之言,参以刍荛之议,冀千虑一得,衮职有补㊾,则死日生年,甘从斧钺。 疏奏,太宗谓徵曰:“人臣事主,顺旨甚易,忤情尤难。公作朕耳目股肱,常论思献纳。朕今闻过能改,庶几克终善事,若违此言,更何颜与公相见?复欲何方以理天下?自得公疏,反复研寻,深觉词强理直,遂列为屏障,朝夕瞻仰。又录付史司㊿,冀千载之下识君臣之义。”乃赐徵黄金十斤,厩马二匹。 贞观十四年,太宗谓侍臣曰:“平定天下,朕虽有其事,守之失图〔51〕,功业亦复难保。秦始皇初亦平六国,据有四海,及末年不能善守,实可为诫。公等宜念公忘私,则荣名高位,可以克终其美。”魏徵对曰:“臣闻之,战胜易,守胜难。陛下深思远虑,安不忘危,功业既彰,德教复洽,恒以此为政,宗社〔52〕无由倾败矣。” 贞观十六年,太宗问魏徵曰:“观近古帝王有传位十代者,有一代两代者,亦有身得身失者,朕所以常怀忧惧,或恐抚养生民不得其所,或恐心生骄逸,喜怒过度。然不自知,卿可为朕言之,当以为楷则。”徵对曰:“嗜欲喜怒之情,贤愚皆同。贤者能节之,不使过度,愚者纵之,多至失所。陛下圣德玄远,居安思危,伏愿陛下常能自制,以保克终之美,则万代永赖。” 【鉴赏】 唐王朝如何能够“善始慎终”,一直是唐太宗忧思于心的事情,也是贞观君臣们经常讨论的议题。本篇所收录的言论,从不同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论述。 《慎终》篇由两部分组成。前面四段是唐太宗与魏徵、房玄龄研讨怎样才能保持唐王朝的“善始慎终”,以达到唐太宗向往的“永固鸿业,子子孙孙,递相辅翼”的格局。后一部分是魏徵的《十渐不克终疏》。此疏写于贞观十三年(639年),以贞观初年励精图治的种种措施,与贞观后期唐太宗的种种骄纵倾向,作了强烈的对比,提醒唐太宗要居安思危,善始慎终。面对空前的文治武功,唐太宗晚年出现了一些过失,如纳谏不如早期积极,奢侈之风日甚。以拒谏、虐民、无法著称的隋炀帝,也有其善始,曾一度下令完善谏议制度,改革法制,但却无善终。唐太宗也已意识到这点,一如其所言,在“防欲”、“俭志”、“节心”、“屈己”等方面均有不足,“斯数事者,吾之深过也”。 魏徵此疏是《贞观政要》中极有特色的谏疏,所述内容具有普遍性的意义。作者吴兢把它置于全书之末,表达了吴兢对当朝及后世帝王的期望。 《十渐不克终疏》全疏共十二个自然段,一、二两段是疏文的总起。大意是说,任何事情开头做好并不难,难的是坚持不懈,善始善终。治理国家也是一样的,创业难,守业更难。“自古帝王受图定鼎,皆欲传之万代”,故开国之初往往比较克制,崇尚简约,杜绝奢靡。但承平日久之后,难免骄奢放纵,出现“公道溺于私情,礼节亏于嗜欲”的情况。唐太宗也不例外,“顷年以来,稍乖曩志,敦朴之理,渐不克终”。有鉴于此,魏徵写了这篇著名的《十渐不克终疏》。 三、七两个自然段,是说唐太宗的欲望与心态发生了变化。由贞观之初的“无为无欲”到现今的“好尚奇异”。魏徵指出,唐太宗先是恪守“无为无欲”的治国方略,每每效法尧、舜,抛弃金银,拒绝玉璧。现在却到万里之外求骏马,去外国购买珍奇宝物,千方百计寻求“难得之货”。魏徵认为,这是唐太宗不能克终的重要因素。 四、十二这两个自然段,指出唐太宗由“爱民犹子”到“轻用人力”的变化。贞观初唐太宗体谅百姓的艰难,关心百姓如同对待身上的伤口一样,不大兴土木营造宫阙。近来却“意在奢纵”,说“百姓无事则骄逸”,为随意调发劳力制造借口,结果是“疲于徭役”。工匠结束服役后,都被强留下来受官府驱使。在作了上述对比后,魏徵指出,害怕百姓骄纵逸乐,“而故欲劳役者”,“恐非兴邦之至言”。从“爱民犹子”到滥用民力,是不能克终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在九、十一这两个自然段中,魏徵规劝唐太宗,不能让自身欲望无限制地膨胀。欲望产生于人对需要的满足,是人对物质或精神的一种渴求。在等级森严的古代社会里,一些人的欲望能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而另一些人的欲望则被限制在狭小的范围里。君主至尊无上的权力,让君主无限膨胀的欲望得以实现。由此引起王朝的覆亡,也是经常发生的。魏徵在贞观十六年(642年)对唐太宗说:“嗜欲喜怒之情,贤愚皆同。”但在对待欲望的态度上“贤者能节之,不使过度,愚者纵之,多至失所”。他希望唐太宗“常能自制”,令唐王朝“以保克终之美”。其实,具有欲望无限膨胀条件的帝王,要叫他经常做到“自制”,谈何容易!一如史家们所指出的,唐太宗在贞观十三年后,天下较为安定之时,已露出骄奢的苗头,纵欲享乐的念头占据了上风。因而魏徵上《十渐不克终疏》,希望唐太宗自制能改,慎终如始。 四、六这两个自然段,是讲用人方面的。贞观之始,唐太宗是“亲爱君子,疏斥小人”,到现今则“昵近小人,疏远君子”。魏徵作了这一对勘后,认为这是唐太宗在用人心态上的变化。“贞观之初,求贤如渴”,对有德性之人所荐的人才,信任他们并发挥其特长。而“近岁以来,由心好恶”,选择人才不再有客观的标准,全凭个人的好恶。先后两相对照,魏徵以为,长此以往就会出现“守道者日疏,干求者日进”的局面。这是不能克终的又一个原因。 因人才选择政策上的变化,必然会影响到君臣关系。三、八这两个自然段,是魏徵对贞观之初与贞观后期的不同所作的论述。贞观初期,唐太宗是“损己以利物”,“至于今日,纵欲以劳人”。先前营造宫室,担心臣下来规劝(“虑人致谏”);现今,其言论则表现出“意在杜谏者之口”的倾向。君臣关系从“君恩下流,臣情上达”,演衍为君主对臣下找茬的状态,“间因所短,诘其细过”。魏徵断言,如果达不到“上下同心,君臣交泰”的理想境界,就是不能克终的又一个缘由。 十一、十二这两个自然段,是一个总结。魏徵认为,人的行为没有过失,怪异之事就不会发生。他说,陛下统治天下已有13年了,“威加海外,年谷丰稔”。但目前却是灾害流行,“暨乎今岁,天灾流行”,炎热天气引起旱灾,遍及全国;凶恶之徒作乱,突然发生在京城之内。这些自然灾害的频频出现,说明上苍在谴告人间的君主:“天何言哉?垂象示诫,斯诚陛下惊惧之辰,忧勤之日也。若见诫而惧,择善而从,同周文之小心,追殷汤之罪己。”魏徵的话,表明他是相信“天谴说”的。这也是颇为无奈的事情。在“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秦始皇语)的态势下,大臣谏奏时能够使用的手段是不多的。而能制约皇权、打动君主的,莫属“天谴说”了。魏徵希望唐太宗选择好的意见而采纳,如周文王那样小心谨慎,像商汤一样归罪于自己,“今时所以败德者,思而改之,与物更新,易人视听,则宝祚无疆”。 唐太宗对魏徵的《十渐不克终疏》作了“反复研寻”,觉得魏徵讲得“词强理直”,便下令赏赐魏徵10斤黄金,2匹良马。唐太宗对君臣关系有个整体性的看法,那就是“人臣事主,顺旨甚易,忤情尤难”。从人情的常态来看,谁不想听顺风话?谁愿意一直听冒犯自己的逆耳忠语?唐太宗与魏徵,确实有着“上下同心,君臣交泰”的良好关系。唐太宗的豁达大度,魏徵的忤情直谏,两人的相互配合,实乃形成贞观之治这一历史盛世的人事上的重要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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