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人的发现

本世纪三十年代，古董家黄浚在其《邺中片羽》中首次著录了三枚安阳殷墟出土的铜玺：一枚是“亚”形玺，一枚是 “”形玺，一枚是 “田”形玺(现藏台湾)。(见插图“先秦印”)。此后，于省吾《双剑簃古器物图录》、胡厚宣《殷墟发掘》、丁山《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饶宗颐先生《殷代贞卜人物通考》,分别收录或选录了这三枚铜玺。于省吾、容庚诸家均确认这三枚铜玺系商代之物，并力图破释其文。徐畅在其《商玺考证》一文中引用了徐中舒之说：“关于印玺，前人仅知其为春秋战国时新起之事物。古籍方面，亦于此时始有记载可征。然今竟发现其于一千余年之殷代，使此物而非伪作，则惊人之发现矣。”
这确实是一个惊人的发现。它不仅是考古学、上古史研究上的一个重要发现，更是为印章起源的研究注入了新的血液。因此，尽管还没有能够真正辨认出这三枚铜玺上的图纹或者印文，考古学者、上古史学者和古文字学者们，已经从它们的出土地址，从它们与同时出土物的互证，从它们的造型、铭文风格诸方面，认定了它们是“商先秦印代玺印”。徐畅《商玺考证》一文将这些研究成果引入印学，在总结前贤之说的基础上，以三枚铜玺的铭纹与大量的有同样或类似纹饰的商代青铜礼器、乐器、兵器、食器作对照研究，与甲骨文、商金文作对照研究，力图破释三枚铜玺的印文，同时还考证了它们的性质、具体时期及使用者的身份。李学勤 《中国玺印的起源》 ( 《中国文物报》1992年7月26日)一文，进一步确认这三枚铜玺为“商代古玺”。这无疑是印章起源研究的一次新进展。

将这三枚小型铜器定为“商玺”,将最古老的印章定于距今三千多年以前，这在印学研究中有重大的意义。商玺的发现，不仅为古文献中关于商玺、周玺的记载提供了物证，证实了甘旸、朱简关于“三代印”的猜想，从而重新认识印章艺术发展史，而且，也为我们加深理解先秦古玺的发展及其成就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春秋、战国时期的古玺再也不是无源之水，它与商玺的关系，正像两周金石文字之与商代金文、甲骨文一样，是商代文化的历史演变与发展。因而，这意味着与“书画同源”一样，印章和书、画也是同宗的，是孪生姊妹。从另一个侧面看，商玺的发现有助于我们全面地了解商代文化。
当然，三枚“商玺”的发现也的确有些蹊跷，在近年出版的《印学史》一书中，沙孟海对此仍存有疑问，他说，这三枚铜玺，“形象接近铜器图徽，应该是早期作品，但如定为商代作品，还缺乏科学根据”。因为，商代既然已有印章行世，就不应当仅此三枚，而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工作做了好几十年，至今也一直在做，“但在殷商文化层中从来不曾发现过一件玺印”。原因何在？沙氏推测，“三玺的出土情况不详，很可能出自上层堆积中”。所以，《印学史》在论及印章起源的问题时，虽然引录了这三枚铜玺，但并没有肯定它们的时代。这既表明了前辈治学的严谨，也是一种进退有度的权宜之策。
这意味着，除非有新的发现，否则，三枚小型铜器到底是什么时代的器物，商代有没有玺印，将永远是一个悬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