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文 | 忠义第十四 |
释义 | 忠义第十四冯立,武德中为东宫率①,甚被隐太子亲遇。太子之死也,左右多逃散,立叹曰:“岂有生受其恩,而死逃其难!”于是率兵犯玄武门,苦战,杀屯营将军②敬君弘。谓其徒曰:“微以报太子矣。”遂解兵遁于野。俄而来请罪,太宗数之曰:“汝昨者出兵来战,大杀伤吾兵,将何以逃死?”立饮泣而对曰:“立出身事主③,期④之效命,当战之日,无所顾惮。”因歔欷⑤悲不自胜,太宗慰勉之,授左屯卫中郎将⑥。立谓所亲曰:“逢莫大之恩幸而获免,终当以死奉答。”未几,突厥至便桥⑦,率数百骑与虏战于咸阳,杀获甚众,所向皆披靡⑧,太宗闻而嘉叹之。时有齐王元吉府左车骑谢叔方⑨率府兵与立合军拒战,及杀敬君弘、中郎将吕衡⑩,王师不振,秦府护军尉尉迟敬德⑪乃持元吉首以示之,叔方下马号泣,拜辞而遁。明日出首⑫,太宗曰:“义士也。”命释之,授右翊卫郎将⑬。 贞观元年,太宗尝从容⑭言及隋亡之事,慨然叹曰:“姚思廉不惧兵刃,以明大节,求诸古人,亦何以加也!”思廉时在洛阳,因寄物三百段,并遗其书曰:“想卿忠节之风,故有斯赠。”初,大业末,思廉为隋代王侑侍读⑮,及义旗⑯克京城时,代王府僚多骇散,惟思廉侍王,不离其侧。兵士将升殿,思廉厉声谓曰:“唐公⑰举义兵,本匡王室,卿等不宜无礼于王!”众服其言,于是稍却,布列阶下。须臾,高祖至,闻而义之,许其扶代王侑至顺阳阁下,思廉泣拜而去。见者咸叹曰:“忠烈之士,仁者有勇⑱,此之谓乎!” 贞观二年,将葬故息隐王建成、海陵王元吉,尚书右丞魏徵与黄门侍郎王珪,请预陪送。上表曰:“臣等昔受命太上⑲,委质东宫⑳,出入龙楼,垂将一纪㉑。前宫结衅宗社㉒,得罪人神,臣等不能死亡,甘从夷戮,负其罪戾,寘录周行㉓,徒竭生涯,将何上报?陛下德光四海,道冠前王,陟冈有感㉔,追怀棠棣㉕,明社稷之大义,申骨肉之深恩,卜葬㉖二王,远期㉗有日。臣等永惟畴昔㉘,忝曰旧臣,丧君有君㉙,虽展事君之礼;宿草㉚将列,未申送往之哀。瞻望九原㉛,义深凡百㉜,望于葬日,送至墓所。”太宗义而许之,于是宫府旧僚吏,尽令送葬。 贞观五年,太宗谓侍臣曰:“忠臣烈士,何代无之,公等知隋朝谁为忠贞?”王珪曰:“臣闻太常丞㉝元善达在京留守,见群贼纵横,遂转骑远诣江都㉞,谏炀帝,令还京师。既不受其言,后更涕泣极谏,炀帝怒,乃远使追兵㉟,身死瘴疠之地㊱。有虎贲郎中㊲独孤盛在江都宿卫,宇文化及起逆,盛惟一身,抗拒而死。”太宗曰:“屈突通㊳为隋将,共国家战于潼关,闻京城陷,乃引兵东走。义兵追及于桃林㊴,朕遣其家人往招慰,遽杀其奴。又遣其子往,乃云:‘我蒙隋家驱使,已事两帝,今者吾死节之秋㊵,汝旧于我家为父子,今则于我家为仇雠㊶。’因射之,其子避走,所领士卒多溃散。通惟一身,向东南恸哭尽哀。曰:‘臣荷国恩,任当将帅,智力㊷俱尽,致此败亡,非臣不竭诚于国。’言尽,追兵擒之。太上皇授其官,每托疾固辞。此之忠节,足可嘉尚。”因敕所司㊸,采访大业中直谏被诛者子孙,闻奏㊹。 贞观六年,授左光禄大夫陈叔达㊺礼部尚书,因谓曰:“武德中,公曾进直言于太上皇,明朕有克定㊻大功,不可黜退㊼云。朕本性刚烈,若有抑挫,恐不胜忧愤,以致疾毙之危。今赏公忠謇㊽,有此迁授。”叔达对曰:“臣以隋氏父子自相诛戮,以致灭亡,岂容目睹覆车,不改前辙㊾?臣所以竭诚进谏。”太宗曰:“朕知公非独为朕一人,实为社稷之计。” 贞观八年,先是桂州都督李弘节以清慎㊿闻,及身殁后,其家卖珠。太宗闻之,乃宣于朝曰:“此人生平,宰相皆言其清,今日既然,所举者〔51〕岂得无罪?必当深理〔52〕之,不可舍也。”侍中魏徵承间〔53〕言曰:“陛下生平言此人浊,未见受财之所,今闻其卖珠,将罪举者,臣不知所谓。自圣朝以来,为国尽忠,清贞慎守〔54〕,终始不渝,屈突通、张道源〔55〕而已。通子三人来选〔56〕,有一匹羸马,道源儿子不能存立〔57〕,未见一言及之。今弘节为国立功,前后大蒙赏赉〔58〕,居官殁后,不言贪残,妻子卖珠,未为有罪。审其清者,无所存问〔59〕,疑其浊者,旁责举人,虽云疾恶不疑,是亦好善不笃。臣窃思度,未见其可,恐有识闻之,必生横议〔60〕。”太宗抚掌曰:“造次不思,遂有此语,方知谈不容易。并勿问之〔61〕。其屈突通、张道源儿子,宜各与一官。” 贞观八年,太宗将发诸道黜陟使〔62〕,畿内道〔63〕未有其人,太宗亲定,问于房玄龄等曰:“此道事最重,谁可充使?”右仆射李靖曰:“畿内事大,非魏徵莫可。”太宗作色曰:“朕今欲向九成宫,亦非小,宁可遣魏徵出使?朕每行不欲与其相离者,适为其见朕是非得失。公等能正朕不?何因辄有所言,大非道理。”乃即令李靖充使。 贞观九年,萧瑀为尚书左仆射。尝因宴集,太宗谓房玄龄曰:“武德六年已后,太上皇有废立之心〔64〕,我当此日,不为兄弟所容,实有功高不赏之惧〔65〕。萧瑀不可以厚利诱之,不可以刑戮惧之,真社稷臣也。”乃赐诗曰:“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66〕。”瑀拜谢曰:“臣特蒙诫训,许臣以忠谅〔67〕,虽死之日,犹生之年〔68〕。” 贞观十一年,太宗行至汉太尉杨震〔69〕墓,伤其以忠非命,亲为文以祭之。房玄龄进曰:“杨震虽当年夭枉,数百年后方遇圣明,停舆驻跸〔70〕,亲降神作,可谓虽死犹生,没而不朽。不觉助伯起幸赖欣跃于九泉之下矣〔71〕。伏读天文,且感且慰,凡百君子,焉敢不勖励〔72〕名节,知为善之有效!” 贞观十一年,太宗谓侍臣曰:“狄人杀卫懿公〔73〕,尽食其肉,独留其肝。懿公之臣弘演呼天大哭,自出其肝,而内〔74〕懿公之肝于其腹中。今觅此人,恐不可得。”特进魏徵对曰:“昔豫让为智伯报仇〔75〕,欲刺赵襄子〔76〕,襄子执而获之,谓之曰:‘子昔事范、中行氏〔77〕乎?智伯尽灭之,子乃委质智伯,不为报仇;今即为智伯报仇,何也?’让答曰:‘臣昔事范、中行,范、中行以众人遇〔78〕我,我以众人报之。智伯以国士〔79〕遇我,我以国士报之。’在君礼之而已,亦何谓无人焉?” 贞观十二年,太宗幸蒲州,因诏曰:“隋故鹰击郎将尧君素〔80〕,往在大业,受任河东,固守忠义,克终臣节。虽桀犬吠尧〔81〕,有乖倒戈之志〔82〕,疾风劲草〔83〕,实表岁寒之心〔84〕。爰践兹境〔85〕,追怀往事,宜锡〔86〕宠命,以申劝奖。可追赠蒲州刺史,仍访其子孙以闻。” 贞观十二年,太宗谓中书侍郎岑文本曰:“梁、陈名臣,有谁可称?复有子弟堪招引否?”文本奏言:“隋师入陈〔87〕,百司奔散,莫有留者,惟尚书仆射袁宪独在其主之傍。王世充将受隋禅〔88〕,群僚表请劝进,宪子国子司业〔89〕承家,托疾独不署名。此之父子,足称忠烈。承家弟承序,今为建昌〔90〕令。清贞雅操,实继先风。”由是召拜晋王友〔91〕,兼令侍读,寻授弘文馆学士〔92〕。 贞观十五年,诏曰:“朕听朝之暇,观前史,每览前贤佐时,忠臣徇国,何尝不想见其人,废书钦叹〔93〕!至于近代以来,年岁非远,然其胤绪〔94〕,或当见存,纵未能显加旌表〔95〕,无容弃之遐裔〔96〕。其周、隋二代名臣及忠节子孙,有贞观已来犯罪配流者,宜令所司具录奏闻。”于是多从矜宥〔97〕。 贞观十九年,太宗攻辽东安市城〔98〕,高丽人众皆死战,诏令耨萨延寿、惠真等降,众止其城下以招之〔99〕,城中坚守不动。每见帝幡旗,必乘城鼓噪〔100〕。帝怒甚,诏江夏王道宗〔101〕筑土山,以攻其城,竟不能克。太宗将旋师,嘉安市城主坚守臣节,赐绢三百匹,以劝励事君者。 【鉴赏】 在本篇中,记载了唐太宗表彰臣下对君王效忠的言行。这里的臣下,包括历史上的忠臣、一直效忠于自己的旧臣,以及从宿敌中投降过来的降臣。 从语源学来看,“忠”是一个形声字,“心”为意符,“中”为声符。许慎《说文解字》把“忠”释为“敬”,即发自人“心”之“中”的一种至诚。至诚,可体现在情感里,也可映照在行动上。孔子在《论语》中前后八次提到“忠”,其义主要指与人交往中的忠诚老实。具体来说有四个含义: 一是为君效劳,如“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但孔子不是历史上愚忠的提倡者。二是是否真心真意地替人谋事,即“为人谋而不忠乎?”(《论语·学而》)三是要忠于自己的职守,强调“居之无倦,行之以忠”(《论语·颜渊》)。四是对朋友的不是之处,要进行劝告,“子贡问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勿自辱也。’”(《论语·颜渊》)本篇内容,突出体现了唐太宗对“忠”的第一方面含义的强调。唐太宗希望能用“忠”甚至是“愚忠”来巩固君臣之间的关系。 唐太宗所着力表彰的,主要有以下三类人的忠义言行。 第一类,历代那些“固守忠义,克终臣节”的官吏及其子孙。 贞观十一年(637年),太宗出行,途经汉朝太尉杨震的墓地,亲为文祭奠。杨震是东汉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一位官员。他“明经博览,无不穷究”(《后汉书·杨震列传》),当时被称为“关西孔子杨伯起”(后人称“关西夫子”)。杨震为官廉洁正直、疾恶如仇、敢于直谏。汉安帝延光二年(123年)就任太尉,多次就朝政上书劝谏安帝,招致安帝反感。宦官中常侍樊丰诬陷其谋反,杨震含冤被谴回故里,途中饮毒酒而死。唐太宗的祭文,表达了他对杨震因忠贞而死于非命的哀伤。 贞观十二年(638年),唐太宗主动问起,梁、陈两朝有否值得称道的大臣,其后代中是否有可以任用的子弟。中书侍郎岑文本推荐了陈朝的尚书仆射袁宪。袁宪及其子,在朝代更替时,忠于先王,属忠烈之臣。得知袁宪有一子在当县令时,唐太宗马上将其召入宫,放在了当时还是晋王的李治身边,不久又升了他的职。 同年,唐太宗巡幸蒲州,想起了已故隋朝鹰击郎将尧君素。尧君素从隋炀帝为晋王时就追随左右。大业十三年(617年),尧君素从骁卫大将军屈突通于河东(今山西永济蒲州)迎战李渊。屈突通被俘后降唐,李渊派其去招降,但尧君素坚守不降,反而把昔日的上司说得羞愧而退。其妻又至城下劝降,但抱定一臣不事二主决心的尧君素一箭射死了她。最终尧君素为部下所杀,其众降唐。唐太宗下诏赞其“固守忠义,克终臣节”,追赠他为蒲州刺史,并令查访其子孙上报。 又有一次,唐太宗想起了春秋时代的弘演。卫懿公是春秋时卫国国君,嗜好养鹤,其鹤如官有品位俸禄。他游玩时总要带鹤载于车前,号称“鹤将军”。卫懿公好鹤成瘾,民怨沸腾,国势衰弱。懿公九年(前660年)冬,北方狄人攻卫。国人说可以让鹤出战。刘向《说苑·杂事》中记载,卫懿公被狄人杀害并吃掉(古人认为蛮族好食人),仅余一肝。其臣弘演见后,呼天大哭,尽哀而止,“因自刺其腹,内懿公之肝而死”。齐桓公闻后说:“卫之亡也以无道,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于是救卫于楚丘。对弘演的愚忠,唐太宗大为感动,称“今觅此人,恐不可得”。这表现出唐太宗对卫懿公的羡慕: 要是我也能够有这么忠心的臣子,该有多好!愚忠与忠是有区别的。如魏徵以为,忠是君臣双方的事情;愚忠则不同,它以臣属单方面对君主的绝对顺从为前提的,这种顺从是不讲是非曲直的。不管君主的行为如何荒诞无稽,臣属都不应过问其缺失之处。唐太宗既希望有魏徵这样的诤谏之臣一直在自己的身边,也希望有一些有愚忠观念的臣属在自己手下。从中也可以看出时代的局限性。 第二类,效忠于自己的旧臣。 武德年间,陈叔达和萧瑀鼎力支持唐太宗。唐太宗对此念念不忘,视二位为忠义之臣,对二人进行了表彰和提升。桂州都督李弘节生前以清廉谨慎闻名,死后家人却拿出珍珠去卖,唐太宗认为此人不廉,欲追究此事,幸被谏臣魏徵劝阻。魏徵认为,若轻率追究,会留下不良的印象。魏徵主张,臣子之效忠与否与君主的行为有相应的关系。当唐太宗感慨于弘演之忠时,魏徵以战国时的豫让之语对之:“臣昔事范、中行,范、中行以众人遇我,我以众人报之。智伯以国士遇我,我以国士报之。”朝中有无忠臣,关键在于君主如何对待臣子。希望臣子忠贞,国君就要礼遇臣下。这是魏徵替唐太宗设计的培育良好的君臣关系的途径。不管唐太宗对哪类人的忠义进行表彰,目的都是为了鼓励现今的臣子对自己效忠。 第三类,原效忠于李唐政权的宿敌,尔后归顺唐太宗的降臣。 这些降臣,对贞观之治有重要的意义。李唐政权是建立在推翻隋朝统治、肃清各地割据势力的基础上的;李世民的太子之位,又是通过玄武门之变从兄长李建成手中夺得。政权更替的背景,决定了唐太宗所用之人与前朝、敌方往往有较复杂的渊源。贞观时期的名臣,一开始就是唐太宗部下的并不多,而是敌方的降臣居多。如名将李靖,在大唐统一天下和抵御外敌、开疆拓土中立下赫赫战功。但李靖在隋大业时任马邑郡丞,他觉察到当时的太原留守李渊有异志,并紧急奔赴京师告变。他这一揭发行动,几乎坏了李渊的大事,李渊后来差点将其斩首。又如另一得唐高祖赐姓的名将李勣,一生历事唐高祖、唐太宗、唐高宗三朝,出将入相,深得朝廷信任和重用。他原是瓦岗军李密的部下,对李密忠心耿耿。李密反叛唐朝被诛杀后,李勣毫不避嫌、依君臣之礼为其发丧服孝,上表请求高祖为李密收葬。唐太宗对李勣非常倚重,把太子李治托付给他,对他说:“公往日不背弃李密,今日岂会背负于朕哉!”(《任贤》)事实上此语非仅针对李勣,而是真切反映出唐太宗任用许多降臣的心态。本篇中,涉及的降臣包括隋旧臣姚思廉、屈突通,李建成、李元吉部下的冯立、谢叔方、魏徵及王珪等。 姚思廉任职于隋朝,为隋炀帝孙代王侑侍读。李渊率兵占领长安后,代王府僚属都惊骇走散,唯独姚思廉依然服侍代王,不离左右。唐兵涌入王府,姚思廉面无惧色,呵退欲对代王无礼的众兵将。李渊闻知,特许姚思廉扶代王下堂。直到代王被安置到顺阳阁后,思廉才哭泣着拜辞而去。目睹此事者都很感慨,称他为“忠烈之士”。李渊、李世民父子由此便赏识和重用姚思廉。李渊称帝后,即授姚思廉为秦王府文学馆学士。姚与杜如晦、房玄龄、孔颖达等人并称秦王府“十八学士”。贞观初迁著作郎、弘文馆学士。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诏修前代五史,姚思廉受诏与秘书监魏徵同撰梁、陈二史。贞观九年(635年),拜散骑常侍,赐爵丰城县男。 前面提到的屈突通,在两军对抗中被俘降唐,被李渊称为“隋室忠臣”。《旧唐书·屈突通列传》称其“性刚毅,志尚忠悫,检身清正,好武略,善骑射”。李渊在太原起兵后,屈突通在河东组织防御,没想到李渊的兵马绕过他直奔京都。因担心长安失守,他赶紧留尧君素守河东,自己带了部分兵将赶赴长安。在桃林,他杀了前来劝其投降的家奴,用箭射向已经降唐的儿子,但大势已去终被俘虏擒送长安。与李渊见面后,李渊称相见恨晚,屈突通哭道:“通不能尽人臣之节,力屈而至,为本朝之辱,以愧代王。”(《旧唐书·屈突通列传》)李渊授其兵部尚书,封蒋国公,为秦王李世民行军元帅长史。此后,屈突通追随李世民,在讨伐薛举、王世充等战役中均立下大功。后历任兵部尚书、洛州都督,逝后被列为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与房玄龄等配列在太宗庙庭。 冯立是隐太子李建成的心腹。在东宫府内,他与魏徵一文一武,最受信任。玄武门兵变李建成被杀,冯立非但不逃散,反率兵攻玄武门,斩杀了李世民的屯营将军敬君弘,以报答隐太子的知遇之恩。后向唐太宗自首请罪,但冯立不隐藏对故主的感情。太宗为其忠诚所感动,任命他为左屯卫中郎将。冯立决心以死报答太宗不杀之恩。唐太宗登基不到一个月,突厥进犯,冯立主动请命出击,结果大破突厥先锋,立下大功。冯立此后曾在幽州、云州等地镇守,为唐王朝捍卫国门,鞠躬尽瘁,成为贞观名臣。身事二主的他被列为《旧唐书·忠义传》之首。 当初和冯立合兵的谢叔方,是李元吉部属。谢叔方自首后,李世民称赞其为“义士”,随后下诏赦免了他的罪过并任命为右翊卫郎将。此后,谢叔方被任命为肃州、伊吾、凉州等地刺史,管理少数民族地区事务。他将中原先进的农业水利技术引入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建议唐王朝修筑安西驿道,使中原与西域的交通畅通无阻。谢叔方在西北少数民族部落中有崇高的声望,史称夷族“爱而敬之,如事严父”(《旧唐书·忠义传》)。这位玄武门之变的“罪臣”,成为贞观时期出色的地方官。 李建成、李元吉下葬之时,其旧臣魏徵、王珪请求参加送葬。唐太宗认为他们有情有义,允许李建成、李元吉的旧部去送葬。名垂千古的谏臣魏徵,当年极力劝谏李建成先下手为强。李建成死后,面对唐太宗的责问,魏徵仍然慷慨陈词:“皇太子若从臣言,必无今日之祸。”如此耿直,并没有人头落地,反而得到重用。魏徵终其一生,不断的劝谏和监督唐太宗。他曾对唐太宗说:“但愿陛下使臣为良臣,勿使臣为忠臣。”(《直谏》)魏徵以为,“良臣”不仅能使自己获得好名声,还能够使君主也获得美名,同时成就臣和君。“忠臣”往往成就了自己而陷君于恶。如比干为商纣王所杀,成就了比干忠臣的名声,却让纣王成为了暴君。魏徵的这一番见解,是同他做不事二主的忠臣已是不可能的经历相关的。他先随从李密,后又投靠李建成,于是他提出“良臣”这一概念。纵观魏徵一生,他确实是一位十分称职的良臣。另一位王珪,贞观时期历任谏议大夫、黄门侍郎、侍中、礼部侍郎等职,其对唐太宗的过失总能直言劝谏,经常提出好的建议。唐太宗很信任他。 诸多降臣构成了唐太宗统治集团的重要基础。这与新旧政权更替的历史大背景有关,也与唐太宗的用人理念密不可分。唐太宗对敌方中有才有德之人给予了敬重和提拔,为收揽人才,对“忠”大加褒扬或宽厚相待,以期吸引更多的忠臣义士,是很自然的事。从臣子的角度来看,虽然不事二主是忠的境界(如忠于旧主,杀身成仁的尧君素),但在一个乱世之中,归降明主、“识时务者为俊杰”、“良禽择木而栖”的做法,也是人们经常采取的做法。从统治者的角度看,能够不断网罗到支持其统治的原属不同集团中的杰出人才,对巩固和扩大其统治基础是至关重要的。其实这也是历史上改朝换代时屡见不鲜的事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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