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象息言说

佛教认为人生和世界都是空的，人应当超脱生死，从现实世俗社会解脱出来，觉悟成佛。佛教般若学说进一步认为，并没有真实的表象及其反映形式概念，宣传“无相”说。语言文字也是假的，语言文字只是佛进行教化的方便，表诠佛理的工具。对于佛经上的语言文字也决不能执著粘滞。这说明佛教从根本上说是否认名言和客观实在的，在名实关系问题上，可谓是一种空名实论。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中国僧人视佛经为圣典，字字句句都是绝对真理，如同金科玉律，神圣不可侵犯。这样日积月累就形成了死守佛经文句的依语滞文的学风，这种学风支配了整个佛教界。东晋时代著名佛教僧人竺道生，曾跟随般若学者鸠摩罗什学习多年，深得般若学“无相”、“善权”的玄奥，并吸取中国道家和玄学家的思维和语言，认为学习佛教决不能执著佛经上的语言文字，竭力贬低语言文字的作用。他反复强调“慧解”是探求佛道的根本方法，所谓慧解，就是“若忘筌取鱼，始可与言道矣”(《高僧传》卷七《竺道生传》)。比如捕了鱼就要忘却工具“筌”一样，只有一旦把握佛理就舍弃佛经的语言文字的人，才可以和他讲佛教的道理。强调学佛贵在具有忘言得意的晓解工夫。他阐发说：“夫象以尽意，得意则忘象；言以诠理，入理则言息。”(同上)又云：
“象者理之所假，执象则迷理；教者化之所因，束教则愚化。是以征名责实，惑于虚诞，求心应事，芒昧格言”(慧琳《龙光寺竺道生法师诔并序》引，见《广弘明集》卷二三)。
这是说，形象是“意”、“理”的假相，语言是表达“理”的工具，佛教教义是众生借以开化的缘由；执著形象就是对“理”的迷惑，也就不能真正的“尽意”,固守执著教义就是愚昧的教化，也就不能真正的“入理”。这样，从名言去求真实，就是迷惑于虚妄荒诞，用以去求心的清静和应对万事，就是暗昧于以语言为准则。在道生看来，要入佛道，就应当不守滞于外象，不执著于语言。这也就是他的所谓“彻悟言外”与“象外之谈”。
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来看，竺道生否认形象的真实性和语言的现实性，和王弼的“得意忘象忘言”说十分相近，同样是一种直觉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这种直觉主义理论是和竺道生本人的本体论相应的。竺道生说：“夫真理自然，悟亦冥符，真则无差，悟岂容易？ 不易之体，为湛然常照，但从迷乖之，事未在我耳。苟能涉求，便返迷归极，归极得本。”(《大般涅槃经集解》卷一引竺道生经题序)“佛理常在其心，念之便至矣。”(《注维摩诘经· 观众生品第七》)所谓成佛就是要返归于“理”体，这个“理”体实在心中，一念便可达到。竺道生正是为了追求、体认虚拟的本体，而宣传贬低乃至否定名言作用的直觉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