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流传极广的边塞诗。盛唐时唐王朝国力强盛，边塞诗多言建功立业的豪情斗志。晚唐由于国力渐弱，边塞诗多言征戍之苦。这首诗属于后一种情况。
唐初的府兵制在中唐已被破坏了，代之而起的是雇佣军制。这首诗所反映的就是这样一些专业军人在长期的军旅生活中的哀怨之情。
前两句通过边陲的两个相互之间十分遥远的地名 ( “金河”，“玉关”) 和两个整日伴随的东西(“马策”，“刀环”) 的对举，既写出了军旅生活的转战南北的辛苦，也写出了它的单调与乏味。再加之前边加了 “岁岁”与“朝朝”两个叠字，更加强了这种意味，使军旅生活的艰辛与单调不仅从词意上表达了出来，也通过语言的节奏和韵律凸现了出来。
后两句一方面写出了这些军人所处之地的时令的反常，也写出了他们所处之地的地理环境。“三春白雪”极言所处之地的苦寒，“青冢”指王昭君的坟墓。传说塞外草呈白色，独有王昭君因为生前回到故乡的愿望没有实现，死后不忘故乡，故其冢上的草是青色的。这句诗显然含有这些军人不愿像王昭君一样，也怕像王昭君一样回不了家的结局。“万里黄河绕黑山”，虽然字面上只是写眼前所见之景。但“一切景语皆情语”，黄河和黑山，虽然不过是两个异地的地理景观，但异地的地理景观不正勾起我们对家乡山川亲人的思念吗？这两句诗虽然脱胎于盛唐诗人尉迟匡的名句“夜夜月为青冢镜，年年雪作黑山花”，但比原诗更胜一筹。
此诗不仅对仗工整，而且语言华丽。不仅前两句与后两句对仗，而且上、下句皆对。语言运用上既注意用醒目的字眼，还注意音调的铿锵和谐。
边塞诗在唐代蔚为大观。“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严羽《沧浪诗话·诗评》)与“大历十才子”同时的柳中庸即是边塞诗人中的一个。一提起他，人们便会很自然地想起他的传诵极广的边塞诗中的名篇《征人怨》(一作《征怨》)。
《征人怨》中写到的金河、青冢、黑山，都在今内蒙古境内，唐时属单于都护府。由此可以推断，这首诗写的是一个隶属于单于都护府的征人的怨情。全诗四句，一句一景，表面上似乎不相连属，实际上却统一于“征人”的形象，都围绕着一个“怨”字铺开。
一二句就时记事，说的是：年复一年，东西奔波，往来边城；日复一日，跃马横刀，从事征战。“金河”即大黑河，蒙语叫伊克土尔根河，源出大青山，注入黄河。唐时有金河县，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南，是防御突厥的前线。“玉关”，玉门关的省称，在今甘肃安西县双塔堡附近。金河在东而玉门关在西。所谓“岁岁金河复玉关”，只是举例而言，说明驻地常年流动，极言东西奔波之劳。“马策”，即马鞭。“刀环”，刀柄上的铜环。这里举出马策、刀环这些具体可感的事物以象征日夕不离的马上的征战生活。马策、刀环小而微，然而对于表现军中生活来说却具有典型性，足以引起对征戍之事的一系列联想。善于即小见大，借物寄情，这正是诗人用笔的老练处。“岁岁”、“朝朝”，词意看似重出，实际上这是故作拙笔，似拙实巧，借助重复以强调“征”之不断与“怨”之无穷。“复”字、“与”字，若不经意带出，有如画幅上的两处淡墨，而“岁岁”、“朝朝”的怨情，却因了这两处点染而愈益凄楚动人。
前两句从“岁岁”说到“朝朝”，似乎已经把话说尽，然而对于满怀怨情的征人来说，这只是说着了一面。他不仅从无休止的时间中感到怨苦的无时不在，而且还从即目所见的景象中感到了怨苦的无处不有，于是又有三四句之作。
“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丘迟《与陈伯之书》)当此美景良辰，征人却滞留在大漠之上，奔波于黄河两岸，出现在眼前的是“三春白雪归青冢，万里黄河绕黑山”的凄冷景象。“青冢”是西汉时王昭君的坟墓，在今呼和浩特市境内；传说塞外草白，唯独昭君墓上草发青，故名。“汉家此去三千里，青冢常无草木烟”(常建《塞下曲》)，“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杜甫《咏怀古迹》)——“青冢”一向被视为远离中原的一处极为僻远荒凉的所在。时届盛春，在苦寒的塞外却“春色未曾看”(李白《塞下曲》)，所见者唯有白雪落向青冢而已。三春如此，其余时节更可想而知。诗人以“三春”包举四时，言外见意，于句绝处似有无限情思摇荡。戍地的景象固然已令人凄绝，而换防时的经行之地也丝毫不给人以慰藉：顺着奔流不息的黄河长途跋涉，始终在远离故乡的塞外奔波，展现在眼前的，只是单调地矗立着的黑山罢了。这两句是就地写景，虽作景语，但都从征人眼中看出，早经征人的感情熔铸过了。从白雪青冢与黄河黑山这两幅图画里，我们不仅看到了征戍之地的寒苦与荒凉，也从中感受到了征人驻守时的冷清与征途上的苦辛。故虽不直接发为怨语，而蕴蓄于其中的怨恨之情已足以回肠荡气。
末句中黄河与黑山的关系，是最容易引起疑问的地方。考之地理，黑山(又名杀虎山)在今呼和浩特市境内，距黄河甚远，黄河是无法绕着它流转的。但读诗与写诗一样，不可过于执著。诗中之语往往“只取兴会神到”(王士祯《带经堂诗话》)，而并不总是泥于形迹，处处顾及地理位置、四时节物等实际情况的。诗之有别于科学者正在于此。此诗上一句写青冢，这一句说着黄河，就联想起青冢附近的黑山，随兴所至，随手拈出，以一个“绕”字牵合，用以寄写绵绵不绝的怨情。按之实际，确有龃龉；验之诗情，则正相关合。
这首诗在艺术上的最大特色是含蓄。前人以“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语不涉难，已不堪忧”(司空图《诗品》)来形容含蓄的风格特点。全诗无一处说着“征”字或“怨”字，然而字句之中以至字里行间又处处弥漫着征戍之怨情。出语未尝涉及艰难困苦，读去却令人黯然神伤。在字句的枝节之间隐去“征”、“怨”，正好从整体上显出征怨之情；从环境落笔，正好显出活动于其中的人物的思想感情。因而不着一字却可以尽得风流，形之愈疏反可以见出情之愈笃。
本篇的形式美也颇惹人注意。此诗采用了两联俱对的格式，一句与二句、三句与四句各自成对。每句之中又有自对：首句“金河”对“玉关”，次句“马策”对“刀环”，三句“白雪”对“青冢”，四句“黄河”对“黑山”。两联间的对偶错落有致：前联着眼于时间，后联着眼于地域，彼此映照；而前联中也写到地域，后联中也写到时间，又互相错杂。全诗的对仗，严整而不呆滞，灵活却不杂乱，可说极尽工巧之能事了。尤其是后一联的对仗巧而美： “三”与“万”为数字对，“白”、“青”与“黄”、“黑”为颜色对，“归”与“绕”都富于动感且具人性，都不失为对仗中的上乘。上句展示的是广袤无垠的荒漠，荒漠上有一处青冢，下句展示的是连绵不绝的长河，长河环抱中是一座黑山；广与长，低与高，青与黑，两两对照，自有动人的艺术形象之美。而在美的艺术形象之中，诗人含而不露地寄托了久戍塞外的深长的怨情。
对于两联俱对的绝句，前人是颇有微词的。这是因为绝句虽短却要有味，后两句如果散行，一般说来，容易造成向外开拓的不尽之势，以对句作结则容易因对仗的形式束缚住感情的自由抒写。然而，这也不可一概而论，王之涣的《登鹳雀楼》与杜甫的《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对起对结，却韵远情长，柳中庸的这首《征人怨》也显得余味无穷。由此可见，形式虽有一定的反作用，决定诗作情味的毕竟还在内容本身。
大概正是由于含而不露的独特表现与属对精工的形式美这两方面的原因吧，尽管《征人怨》所抒写的感情早已成为历史的过去，而《征人怨》诗却至今仍然具有动人的艺术魅力。
柳淡的这首《征人怨》，全诗四句皆作对语，以精工整齐的句式形成一气贯注之势，将戍边战士长征不返、转辗边塞的极度怨愤之情，抒发得真挚强烈，深婉动人。全诗格调雄厚，句法奇绝，“于对起对收之中，别具飞动流走之妙”。所谓“对起对收”，亦即诗的起首二句和收束二句两两相对。
诗的前二句言情，后二句写景。“岁岁金河复玉关，朝朝马策与刀环”，写战士不是守金河，就是戍玉关，常年转徙边塞，不得返回家园，终日只有马鞭和战刀相伴，过着枯燥单调、缺少温暖的军旅生活。金河即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南的伊克吐根河，唐时于此地置金河县，属单于大都护府地。玉关即玉门关，在今甘肃西部。刀环即战刀柄上的铜环。“三春白雪归青冢，万里黄河绕黑山”，写塞外酷寒，在南国春暖花开之时仍旧白雪皑皑，万里黄河围绕着黑山呜咽奔流，到处是一派悲凉的景象。三春即春季的三个月，农历正月叫孟春，二月叫仲春，三月叫季春，合称三春。青冢，汉王昭君墓，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南，因墓上土呈黛色，故称。黑山，又名杀虎山，亦在今呼和浩特市境内。两句中分别用一个“归”字、一个“绕”字，暗示出征人万里行军，长年劳顿，环境艰苦，生活艰难，让人自然地联想起征人在塞外踏着积雪长途跋涉，仿佛绕着黑山而流的黄河，辗转迁徙，频频移防。
四句诗景不离边塞，情不离怨愤，写景富于特征，景中含情；言情含蓄有力，情中有景。诗人虽不直说“怨”字，而言外怨意弥深。从句式上看，四句诗不仅两两之间语法结构相同，词性、平仄、意义相对，而且每句中又各自成对，精工典丽，浑然天成。前二句诗由二个名词性词组构成对仗，其中“年年”与“朝朝”相对，都是表示时间的叠词；“金河”对“马策”、“玉关”对“刀环”，都是偏正结构的名词；
“复”对“与”，都是虚词。后二句诗由二个主谓句构成对仗，其中“三春”对“万里”，一表时间，一表空间，又都含有数词； “白雪”对“黄河”、“青冢”对“黑山”，也都是偏正结构的名词； “归”和“绕”是两个意义相近的动词相对。就各句来看，首句中“金河”对“玉关”都是表地点的名词，次句中“马策”对“刀环”都是表军中物械的名词，三句中 “白雪”对“青冢”都是表塞外景物的名词，结句中 “黄河”对“黑山”也都是表地理的名词，尤其后二句中分别嵌 “白”、“青”、“黄”、“黑”四字，形成色彩的鲜明对比，愈显对仗之工稳严整。这种一句当中包含对仗的句式，称作“当句对”。宋洪迈《容斋诗话》道：“唐人诗文或于一句中自成对偶，谓之当句对。盖起于《楚辞》 ‘蕙蒸兰藉’、‘桂酒椒浆，自齐梁以来，江文通、庾子山诸人亦如此。如杜诗‘小院回廊春寂寂，浴凫飞鹭晚悠悠’，‘清江锦石伤心丽，嫩蕊浓花满目斑。’”钱钟书则认为：“此体创于少陵，而名定于义山。”(《谈艺录》)不管此种句式起于何时，始于何人，都足以说明它具有很强的生命力，长期以来为诗人们自觉不自觉地使用着，并不断地有所创新。柳淡于此诗中句句运用当句对的写法，可见是自觉而为之。刻意求工而不伤于斤斧，柳淡可谓善对者。
“夫对者，如天尊、地卑，君臣、父子，盖天地自然之数。” (皎然《诗式》)讲究对偶，是汉语的一大特色，也是中国律诗重要的表现技法。它不仅反映了我们民族的语言习惯和审美心理，也符合事间万物既各自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对立统一关系，即释皎然所说的“自然之数”。四句皆成对语，这是绝诗中的一体，有人认为它是截取律诗之颔颈两联而成。杜甫的《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王之涣的《登鹳雀楼》：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都属于这种作法。然而，能像柳淡《征人怨》这样既四句皆对又句句含有当句对的作品，在唐人绝句中并不十分多见，对得如此工稳自然的作品，就更不可多得。故而此诗也就越加值得称道。对起对收句式的运用，极大地增强了此诗的表现力。其一，使诗句音调谐婉，琅琅上口。均齐的句式，精工的对偶，于统一之中富于音节的变化，读来字字妥溜，上下两句之间一呼一应，平添了诗韵的流动之美。其二，使全诗布局严谨，结构紧凑。诗的上下句之间以及当句对的前后词之间，或相互映衬，或相互补足，环环相扣，首尾相顾，不可或缺。皎然在《诗式》中曾说：“诗语二句相须，如鸟有翅，若惟擅工一句，虽奇且丽，何异于鸳鸯五色，只翼而飞者哉？”正是有了恰当的对句作为双翼，诗之鸟才得以高飞。其三，使诗意一气流转，连贯而出。在全诗两组对句当中，下句分别就上句加以扩展，两句之间意脉不断，形成一种奔泻流走而又纡曲盘旋之势。试读“岁岁”、“朝朝”二句，语意相贯，将征人年年不离塞外、日日不离鞍马之意一气道出，而其中隐含的思乡怨愤之情已溢于言外。可以说，柳淡的这首《征人怨》是绝诗中四句皆对一体足称典范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