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特务组织

汪精卫的组府活动是以上海为中心展开的。作为远东第一大都市，英、美等国早年在上海市区中心设有租界地。尽管抗战开始后不久上海地区就被日军占领，但为避免同西方国家发生正面冲突，日本政府仍对英、美等国租界采取了维持原状的政策。因此，日军的侵略势力暂时无法深入租界内部。这些外国租界，于是也成为日军占领区中的孤岛，以及各种爱国力量进行抗日活动的基地。抗日爱国力量在上海的活动，不仅阻碍了汪精卫组府活动的进程，同时也对汪伪骨干的安全构成威胁。为摆脱这一被动局面，汪精卫集团在日本特务机关的支持下开始网罗死党，筹建特务组织，用暴力和恐怖的手段，残酷迫害抗日爱国志士，借以维持毫无政治基础的傀儡政权。
汪伪特务组织的创建者与主要头目是李士群。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政治变节分子。20年代，受大革命高潮的影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去苏联留学。回国后即以《蜀闻通讯社》记者的身份，在上海从事中共地下工作，此间曾被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1932年，李士群被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特务逮捕后很快投降，成为“调查科”上海区直属情报员^[1]。抗战爆发后，李士群不满在中统特务机关内的地位，一心想改换门庭。1938年夏秋之交，他席卷所经手的公款，从大后方假道越南转至香港，拜会日本驻香港总领事，开始投靠日本。此后，他被派往日本驻上海使馆，为书记官清水董三做情报工作。
回到上海后，李士群先后把“中统”上海区情报员唐惠民、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驻沪特派员章正范、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成员刘某等拉下了水，让他们充当日本使馆的情报员。同时，他又与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委员汪曼云达成互相照应的默契。1938年底，李士群开始考虑从情报活动转向特工行动。他深知，搞特工必须有一批经验丰富的骨干。他把目光集中到原国民党军统局第三处处长丁默邨身上。丁默邨1932年即担任军统局第三处少将处长，地位与戴笠差不多。全面抗战爆发后，戴笠地位急剧上升，而丁默邨的第三处于1938年初秋遭裁撤，此后不久丁即离职前往香港“养病”,同时静观事态变化。1938年底，丁默邨又秘密到上海，后被日本人发现并受到严密监视^[2]。为把丁默邨拉下水，李士群一面在清水董三面前极力吹捧丁的地位、才能及声望，表示愿意让丁坐头把交椅，自己充当副手。同时，李士群又专门找到丁默邨，诱迫其加入到所谓的“和平运动”中。
李士群的活动越来越受日本当局重视，其地位也步步提高。丁默邨来到上海后，日本方面更对丁、李合作搞特工的计划寄予厚望。1939年2月，在清水董三引荐下，日本“对华特别委员会”首脑土肥原贤二会见了丁、李二人。“对华特别委员会”是直属日本内阁，“专门负责以有关重大对华谋略及建立中国新中央政府的执行机关”。所谓“重大对华谋略”,是指除开直接作战的“关于政治、经济的谋略”^[3]。因该机关以土肥原贤二为首，所以一般称其为土肥原机关。
土肥原机关设在上海虹口公园北侧的“重光堂”内，根据预定计划，决定物色北洋时期曾在中国政坛上出过风头的唐绍仪、吴佩孚、靳云鹏为新中央政府首脑。然而，唐绍仪由于遭国民党特工袭击而死去，靳云鹏也早已在中国政坛上失势，没有什么作为，吴佩孚则不能与土肥原很好合作。尽管土肥原费尽心机，工作仍无实质性进展。他不得不哀叹：“可恶的吴佩孚已经没有希望了！”^[4]
正当土肥原机关陷入困境、无计可施之际，丁默邨、李士群的出现使土肥原喜出望外。丁、李两人向土肥原陈述了组建特工队伍的设想，并提出请求日本军方援助的理由，即“上海恐怖活动的元凶是重庆的特务工作队，蓝衣社的地下组织。日本军警可以逮捕现场的犯人，但是如果不破获蓝衣社的地下组织，那是没有用的。”他们还向土肥原吹嘘：“我们知道敌人的力量所在，也知道它的弱点所在，我们一定能够取胜，请给我们以援助和指导。”^[5]几天之后，丁默邨与李士群向土肥原提交了两份资料，一份是《上海抗日团体一览表》,另一份是《上海特工计划书》。前者是李士群数月来情报资料的汇总，后者则是他们组建特工队伍的蓝图。计划书以获取日本经费、武器为前提，详细罗列了组建特工队伍的方针、工作要领、组织机构等要项，同时还按照工作据点的设置、行动队伍的组成、经费的使用、兵器的保管和修理、反谍报的方法等具体事项，逐项列出了明确方案。这项计划书引起了土肥原的重视，他及时将此情况向日本大本营作了报告。
日本陆军对此计划很感兴趣。当时，影佐祯昭等人正与汪精卫集团联络，策划所谓“日华和平运动”。他们认为，稳定上海局势，镇压爱国民众的抗日浪潮，阻止国民党特工的恐怖活动，是整个和平计划中极为重要的一项内容。因此，他们主张把丁默邨、李士群的特工计划作为整个对华和平工作的组成部分。2月20日，日方以大本营参谋总长的名义下达了《援助丁默邨一派特务工作的训令》,明确指定由土肥原贤二的助手晴气庆胤具体执行^[6]。从此以后，丁默邨、李士群的特工组织便由晴气庆胤直接指挥，直属日本大本营领导。同年8月，以影佐祯昭为首的“梅机关”成立后，又划归“梅机关”领导。
获得日本军方支持后，丁、李两人立即开始着手特工总部的筹建工作。为“笼络争取上海租界内各阶层的中国人”,日军当局允许他们采用各种方式，在上海的原国民党党部成员、捕俘的重庆系特工人员、学校师生等方面物色合适分子，加入其特工组织^[7]。另外，他们还炮制了一套“和平运动”的理论，进行欺骗宣传。谎称“和平运动”是“以和平求和平”,是为了使中国尽快统一；相信以战争求和平，则是“中了共产党的计谋，中国要灭亡的”。经过一番活动，逐步形成了特工组织的核心，最早的骨干主要有七人，他们是：丁默邨、李士群、唐惠民、茅子明、李志云、杨杰、张鲁，当时被人称作“七人委员会”^[8]。此后不久，蔡洪田、马啸天等一批人又或明或暗地参加了进去。
与此同时，他们还在上海租界巡捕、包探听，以及帮会、流氓中网罗对象，组织行动队。通过金钱和武器引诱，使得三教九流人物纷至沓来。如以吴四宝为首的地痞流氓，以潘达为首的公共租界华籍特别巡捕“十兄弟”,先后投入李、丁门下，成为骨干。
特工队伍初步建成后，丁默邨、李士群心里很清楚，以此充当日军的别动队，捞点“外快”,已经不成问题，但要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却并非轻而易举之事。为了在政治上打开“局面”,他们经日本当局授意，开始投靠汪精卫集团。丁默邨刚到上海时，汪曼云就曾当面提醒他说：“以你丁默邨三个大字来‘号召’是不够的。过去你的工作环境与条件，你的大名，别说党外的人不知道，即使党内的人，若非‘CC’骨干，也很少有人晓得的。所以这件事，在你倒不是才的问题，而是号召力方面，确有一些事倍功半的。”为此，向他建议道：“事到如今，当然不能因困难而不做，为求事的迅速‘成功’,我觉得倒不如去接上汪精卫的关系，好在汪精卫已发表了艳电，要是你能采纳我的意见，一定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9]丁默邨点头称是。以后，通过汪曼云的居中牵线，丁默邨、李士群、特工队与周佛海接上了头；又在日方的“训令”之下，汪精卫决定全盘接纳丁、李的特工组织作为自己的警卫武装。在日方的安排下，丁默邨、李士群曾与汪精卫洽商双方合作的条件。丁默邨等提出参加汪伪“和平运动”的条件有二：一、“承认丁、李的特工组织是汪派国民党的秘密警察，并成立特务工作总司令部(特工总部),十月份以后，经费由汪精卫供给”;二、“如果新中央政府成立，要给丁、李等人内政部长、上海市长、江苏省主席几个席位”^[10]。于是，汪精卫、周佛海等人与丁、李进行了一番讨价还价，最后议定由丁、李日后主持警政部，并担任“全国代表大会”的发起人^[11]。这样，双方达成一致。从此，汪精卫集团有了一支属于自己的特工队伍。
丁、李等人投向汪精卫集团后，为适应队伍的扩展，开始寻找合适的基地。几经搬迁，最后选中沪西极司非尔路^[12]七十六号，极司非尔路是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在租界外强行修筑的一条马路，属越界筑路，所以路权归工部局巡捕房管理，马路两侧仍属华界。位于马路中段的七十六号，原是国民党安徽省主席陈调元的一座花园洋房，因该处三幢洋房的地基曾为洋商购买，所以挂的门牌为蓝底白字，与周围白底黑字的门牌明显不同。日军占领上海后，该房遂被日军控制，后经晴气庆胤联系，同意拨给丁、李使用。丁默邨等将七十六号的房屋建筑进行了大规模改造，设立了 “警卫总队”的办公室、“审讯室”、“看守所”,进出大门必须持有特别通行证^[13]。从此，“七十六号”成为令人生畏的一个名字。
汪伪特工总部开张后，立即配合侵华日军，疯狂镇压上海爱国民众的抗日反汪运动，接连不断地制造流血惨案，其首要攻击目标是上海新闻界。上海沦陷后，留沪爱国报人利用外国租界，继续出版报刊，宣传抗战。汪精卫集团叛离抗日阵营后，上海各报刊纷纷揭露日汪勾结的阴谋，提醒人们要同这伙汉奸划清界限。因此，汪伪集团将上海爱国报人视为眼中钉，必欲清除而后快。1939年6月中旬，丁、李等人以“中国国民党铲共救国特工总指挥部”名义向上海各抗日报刊负责人、编辑、记者发出恐吓信，威胁称：“如再发现有反汪拥共反和平之记载，无论是否中央社之稿件，均认台端为共党之爪牙，希图颠覆本党及危害国家”,“决不再作任何警告与通知，即派员执行死刑，以昭炯戒”^[14]。同时，又公开发表一道对83人的“通缉令”,将一批新闻界人士列为通缉对象。威胁之外，他们又多次出动汉奸武装袭击《中美日报》、《大晚报》、《大美晚报》等报馆，杀害爱国报人，殴打报贩，妄图堵截抗日反汪报刊的发行。
特工总部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是采用威胁利诱手段，为汪精卫集团网罗党羽。其惯用手法是先派一个与对方熟悉的人去拜访，宣传“和平反共建国”的汉奸理论，并以金钱、官位相引诱。如对方不为所动，即再派人送去恐吓信，里面还有一颗子弹，限其一星期内离开上海，以此给对方造成巨大精神压力。倘若如此仍达不到目的，就采用强行绑架的手段，在七十六号内“嘱令宣誓，签署和平运动誓书”,强迫其就范。总之，凡被七十六号列为活动对象者，除逃离上海之外，均无法逃脱他们的魔爪。
在举国上下声讨、揭露汪精卫一伙叛国投敌活动的同时，重庆国民政府也通过在上海的留守机关，组织特工对其进行打击，以阻止汪伪政权的建立，双方由此展开了一场“以牙还牙”的特工战。由于驻沪国民党机关已转入地下活动，其特工的活动范围也十分有限。相比之下，汪伪特工不仅活动范围广阔，背后还有侵华日军支持。在争斗中，汪伪特工明显处于优势地位。早在投敌之初，丁默邨即向土肥原夸下海口：“我们要干掉市党部和蓝衣社”,“市党部委员中有不少是我的老部下，现在它内部派系斗争激烈，纲纪紊乱，缺少统一领导，如果巧妙地利用这些弱点，可能原封不动地把它拿到手。蓝衣社是最强的对手，但它的情报人员因生活困苦而动摇，这就是它最大的弱点。我们准备从争取它的情报员开始，逐步寻出它的情报网，尽可能接近它的上层人物，说服他们，并使他们为我们所用，最终搞垮蓝衣社。”^[15]在争斗中，丁默邨首先打入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将其主要成员汪曼云、蔡洪田等拉了过去，成为汪伪集团的骨干分子。接着，又把国民党“中统”苏沪区副区长苏德成拉下水，使该区的特工组织完全瓦解。此后，丁默邨等顺藤摸瓜，使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三民主义青年团上海市团部全部垮台，主要骨干被迫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声明，表示悔过^[16]。
以丁默邨、李士群为首的特工总部，为汪伪集团的“和平运动”鸣锣开道，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的地位也节节升高。汪伪国民党“六大”召开后，伪中央党部内特设了特务委员会，由周佛海兼任主任委员，丁默邨任副主任委员，李士群任秘书长。特务委员会下设特工总指挥部，由丁默邨任主任，李士群、唐惠民副之。起初，特工总部机构比较简单，不久即增设了三个委员会与四个厅，以后又改设为四处四室。至1940年春汪伪政权建立前夕，特工总部再次进行重大调整，原警卫大队升为警卫总队，由吴四宝任队长，下辖五个大队；增设行动总队，由杨杰任队长，下辖六个大队^[17]。另外，还设立了租界警卫队、直属行动组等机动组织，以及“海社”、“上海法院同仁会”、“立泰钱庄”、“国民新闻社”、“东南贸易公司”等一批外围组织，把魔爪伸向各个行业。
此外，特工总部还在杭州、苏州、南京、蚌埠等日军占领区以及沪杭、沪宁、津浦路段各铁路线设立“区”、“站”一类的分支组织，采用各类极端手段开展特务活动^[18]。汪伪政府正式建立前后一年多时间里，特工总部迅速发展成一个规模巨大、组织完备的特务机关，成为汪伪国民政府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