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仲恺遭暗杀

廖仲恺(1877—1925),国民党左派领袖之一，原名恩煦，又名夷白，广东归善(今惠阳)人。出身于美国华侨家庭，1893年回国，1902年赴日本留学，1905年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后，任广东都督府总参议兼理财政。1914年任中华革命党财政部副部长。1919年8月，和朱执信在上海创办《建设》杂志，宣传孙中山的政治主张等。1921年任广东省财政厅厅长。1922年后，积极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1924年1月，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常务委员，先后担任工人部部长、黄埔军官学校党代表、广东省省长、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军需总监等职。
国民党是一个成份复杂、组织松散的政治联盟。1924年1月，孙中山完成了对国民党的改组。改组后的国民党，吸收了工人、农民和其他革命分子入党，扩大了国民党的群众基础，特别是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给国民党注入了新鲜血液，使国民党获得了新的力量和生机。但是，原有国民党的组织成员，并没有变更和吐故。这样，国民党改组后，仍有一些地主买办阶级分子留在党内，并拥有一定势力。既然国民党是各阶级的政治联盟，随着国共合作的建立和革命形势的发展，国民党内分化成不同政治派别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在国民革命中，国民党在政治上逐步分化为左、中、右三派。左派代表工农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中派代表上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右派代表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右翼。三派中的分子在不同时期是有所变化的，一些在国共合作初期的中派甚至左派后来成为新右派，而老右派的一些人则公开分裂国民党，实际上成为反动派。国民党新老右派都反对国共合作、反对实行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不同之处在于老右派是公开反对，新右派的手法比较隐蔽，他们往往以假左派的面目出现，进行阴谋活动。
国民党内的矛盾和斗争由来已久。早在孙中山着手改组国民党时，1923年11月，邓泽如、林直勉等等11人以国民党广东支部名义联名上书孙中山，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1924年1月在国民党“一大”讨论党章时，方瑞麟、江伟藩等以禁止国民党跨党为由，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反对国共合作。同年6月，邓泽如、谢持、张继等以中央监察委员会名义，向孙中山和国民党中央提出《弹劾共产党案》,诬蔑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言论行动皆不忠于本党”,“于本党之生存发展有重大妨碍”,要求从速严重处理，公开分裂国共合作。国民党右派的反共活动，由于孙中山、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坚决批评和斗争，在孙中山在世时，其活动不得不暂时有所收敛。
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活动变本加厉，并且密谋暗杀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廖仲恺是激进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的得力助手，深受孙中山的信任和重用，也得到国民党左派的拥护和爱戴。孙中山逝世后，廖仲恺继承孙中山的遗志，坚决捍卫孙中山决定的国共合作和反帝反封建政策，为推动国民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1925年2月第一次东征时，他作为黄埔军校学生军的党代表，积极参加和领导东征，亲赴虎门一带巡视部队，和指挥官一起研究作战方案和策略。他还以大元帅府总参议的身份亲赴东江前线，视察和慰问前方官兵。3月底东征军打垮陈炯明主力。4月6日，他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七十三次会议，通过了他提出的建立党军案。在黄埔军校第一、二团的基础上，建立国民党党军，他被任命为党代表。他经常深入部队，注意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和军事训练，鼓舞士气，提高战斗力。6月杨、刘判乱时，廖仲恺和共产党以及国民党左派坚决主张对叛军进行武装镇压，广州革命政府决定调东征军主力回师广州平定叛乱。廖仲恺废寝忘食，积极参与军事决策，奔走于广州、汕头之间，调动部队，部署战事。他还以工人部长的身份，发动广九、广三、粤汉铁路和两河近海船舶员工罢工，以阻止杨、刘部队的调动。在广大群众的支持下，东征军很快平定了杨、刘叛乱，巩固了广州革命政权。
在积极参加和领导平定杨、刘叛乱的同时，廖仲恺还公开揭露国民党右派背叛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反动活动。1925年5月，他在《革命周刊》上发表《革命派与反革命派》一文，指出国民党内出现反革命派“确不是妙想的玄谈”,“陈炯明之反动和冯自由的捣乱”,就是明显的事实。国民党内出现反革命派并非偶然，它是受军阀利用的结果。军阀为了更好利用反革命势力，把国民党分为稳健派和激进派。他们赞扬和支持的“稳健派就是反革命派”。因此，国民党内的反革命势力必然与军阀相勾结，“以谋打倒革命势力”。他还尖锐指出：“现在吾党中所有反革命者皆自诩为老革命党，摆出革命的老招牌；以为做过一个革命党以后，无论如何勾结官僚军阀与帝国主义者，及极力压抑占我国最大多数的农工界还可以称为革命党”。但是他们的阴谋是不会得逞的。因为“革命派不是一个虚名，那(哪)个人无论从前于何时何地，立过何等功绩，苟一时不续行革命，便不是革命派。反言之，何时有反革命的行动，便立刻变为反革命派。”这对帝国主义、军阀和右派势力是无情的揭露和有力的打击。对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与此同时，他还积极支持工农运动，反击国民党右派对工农运动的破坏。当国民党右派勾结地方官吏和驻军捕杀农会会员和农运干部，破坏农民运动时，他挺身而出进行坚决的斗争。他撤销了阻挠农民进行减租减息的广宁县县长蔡鹤朋的职务，亲自处理东莞、宝安驻军师长林树巍和番禺县驻军军官王天任随意捕杀农会会员和农运干部的事件，责令他们立即放人，并警告他们以后不得蛮横无理。他还通电省政府，扣押杀害广州郊区农运干部的联团局局长彭础立和副局长苏春荣。1925年6月省港大罢工爆发后，廖仲恺更是满腔热情支持这一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他高度评价省港大罢工的重大意义，指出：“这次罢工的目的，是为国家谋自由与独立，争国家的地位，和民族的人格。”①也就是要“谋取消不平等条约与打倒帝国主义”。因此，它的意义“比倒清、倒袁、倒段、倒曹、倒吴什么都大”②。他表示：“在政府方面，尽力为全民而争，在党方面，也出尽能力而争。”他高度赞扬工人阶级“为国家为民族，不顾一切而奋斗”的革命精神③。指出这次罢工是中华民族的大事，“如果罢工失败，即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失败，如果能够成功，不只是工人和商人某一部分的胜利，而是全民族的胜利”④。他号召工农兵要联合起来，他说：“我们此次反抗帝国主义，要更加联合工农兵为一气，共同奋斗！我们知道：只靠兵士去打仗，很难得到胜利，惟有工农兵的大联合，始可达到成功。”⑤除了高度赞扬工人罢工外，他还以实际行动积极支持工人的罢工斗争。罢工一开始，他就担任广东群众性的反帝组织“广东各界对外协会”主席。6月23日，他亲自主持了广州工、农、商、学、兵和香港罢工10万人参加的反帝集会和示威游行。沙基惨案发生后，他主张把这场斗争引向“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惟一目的”的正确方向。他还担任省港罢工委员会顾问，和领导这次罢工的共产党人苏兆征、邓中夏等一起研究情况，制定斗争策略，抵制敌人的破坏，维护工人权益。他积极为省港罢工委员会交涉事情，筹募款项。为了解决十多万工人的吃饭、住宿问题。他立即采取措施，封闭了长堤一带烟赌馆，利用停业的酒楼和祠堂、会馆的房屋作为罢工工人的宿舍，拨出广州市的一些专款作为工人的生活费用，还安排了免费食堂，为工人坚持罢工斗争，提供了一定的物质条件。
廖仲恺坚决捍卫孙中山决定的国共合作和反帝反封建政策，特别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言行，引起帝国主义、军阀和国民党右派的极端仇恨，他们把廖仲恺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置其于死地而后快。1925年5月，国民党右派与帝国主义相呼应，在广东大造反革命舆论，说广东革命政府已被“赤化”、“共产”了。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廖仲恺任财政部长、广东省省长。他立即改组了广东省政府，雷厉风行地实行统一财政和军政的改革。国民党右派便“组织了一个俱乐部叫文华堂”,以胡毅生为领袖，“天天在这里做破坏国民政府的事”、“还揭橥说反共的口号”,攻击廖仲恺“个人包办”政府和党务⑥。7月初，国民党右派分子邹鲁、林直勉、邓泽如、胡毅生、吴铁城、许崇智等多次在胡汉民家聚会，密谋“倒廖”,攻击廖仲恺“被人利用，祸害国民党”,最后策划了暗杀廖仲恺阴谋，决定由胡毅生、朱卓文、梁鸿楷等出面收买刺客。当时，广州社会上有许多谣传，说某人对某人如何如何的不满，某派对某派如何如何的批评，某某人已被列名于被杀害之列等等。在国民政府的一次会议上，廖仲恺接到他身旁的汪精卫写的条子，告诉他听到有人将对他不利，请他注意。廖仲恺当着面耸耸肩笑着说：“我们都是预备随时死的，那有什么关系！”
1925年8月19日，廖仲恺为了给黄埔军校筹备军费忙到深夜。第二天上午8时，廖仲恺偕夫人何香凝自东山寓所驱车前往国民党中央党部，参加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六次会议。途中遇到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陈秋霖，便同车而行。当汽车开到中央党部大门前时，他和陈先下车，刚踏上门前的石台阶，突然自骑楼下跳出两个暴徒，向他开枪射击，大门铁栅后边也有人射击。他身中四弹，仰面倒地，同行的陈秋霖也身中一弹。这时，随行卫士闻枪声赶来，向暴徒射击，击中一人，其余暴徒夺门而逃。何香凝将廖和陈架上汽车，送往东门外百子路公医院抢救。廖仲恺因伤势过重，途中即与世长辞，终年48岁。陈秋霖在两天后也因不治身亡。在被卫士击中的凶手身上，“搜出红十字会广州分会会证一个，上填写陈顺名字”,并有“十四年(1925)八月四日由建国军粤军南路第一路司令梅光培”发给“枪照一张”⑦。
廖仲恺被刺案发生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召开了紧急联席会议。决定组织一个特别委员会，指派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为委员，“授以政治军事、警察全权，负责处理刺廖案及时局，并由国民政府令设审理廖案特别法庭”,派陈公博、周恩来、吴铁城等9人为廖案检察委员会委员，负责检察事宜。据被击伤捕获的凶手供认和从其身上搜出的枪照、名单等证明，这次刺杀廖仲恺是由朱卓文“主谋贿买”的，主谋者还有胡毅生、魏邦平、梁鸿楷、林直勉等人。这些人，有的是胡汉民的老部下，有的是许崇智直辖下的现役军人，胡汉民和许崇智因而受嫌。实际上，刺廖案是国民党右派打击左派反对国共合作的重要阴谋活动。当时，梁鸿楷曾对吴铁城说：“烦转告三公，对此案不宜操切，须知朱卓文若因反共产而击杀仲恺，则即挺身出，亦无大不得了也。”⑧致使三巨头组成的特别委员会在缉捕凶犯问题上连日争持不下。蒋介石则企图利用廖案，乘机扩权，他一再“主张不当只拿文华堂几个无聊政客”,而应当剪除“谋叛军队”,并约汪精卫“以去就争之汝为(许崇智)”⑨。一直拖延到8月24日，经许崇智同意，才作出缉拿凶犯的决议。这时，谋杀廖仲恺的主犯朱卓文、胡毅生等已潜逃香港，当25日国民政府发出通缉令时，只有林直勉一人被捕。通过处理廖案，蒋介石控制了广东的军警大权。8月24日，蒋介石宣布就任广州卫戍司令。26日，军事委员会决议编组国民革命军，蒋介石又以军事委员会委员兼第一军军长。9月1日，特别委员会决议胡汉民出洋。18日，军事委员会又以东莞、增城、宝安一带的原许崇智粤军郑润琦的第三师及莫雄旅等，串同梁鸿楷“谋危害国民革命政府”。令蒋介石以“广州卫戍司令全权处理粤局”。于是，蒋介石便在19日夜下令“广州戒严”,并发致许崇智函，历数其罪状，要许“暂离粤境”⑩。20日，派兵包围许崇智的粤军总部，许崇智被迫逃往上海，而郑润琦、莫雄等部尽被缴械。这样，蒋介石就轻而易举地将许崇智的粤军解散，收编归他的第一军指挥，控制了广东的军警大权，提高了蒋介石在国民党中的地位。但是，通过对廖案的处理，也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右派势力。
廖仲恺被刺身亡的消息传出后，引起全国人民，特别是广大工农群众的愤慨和无比悲痛，他们以各种方式表示对廖仲恺的哀悼和怀念。中共中央立即发出《中国共产党为廖仲恺被刺唁国民党》电，唁电指出：“廖仲恺先生几十年来为国民革命尽力”,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的牺牲，“不但是贵党的巨大损失，而且也是全国被压迫民众的损失”。反革命派“刺死廖仲恺先生的目的，决不是单是刺死他一人而已，而是要推翻国民政府，颠覆为民族民众利益而奋斗的政府”。唁电希望国民政府“用果决奋勇的精神扑灭反革命派，努力与帝国主义者奋斗，巩固国民革命的势力”⑪。周恩来在廖仲恺被刺的当天就赶到医院探望，表示深切的哀悼，随后，他还亲自撰写了《勿忘党仇》、《沙基惨案与党代表之死》等文章，高度评价了廖仲恺的丰功伟绩，赞扬他是反帝斗争的“急先锋”。9月1日，广州20万群众举行了悲壮的送殡仪式，廖仲恺的遗体暂时被安葬在广州驷马岗朱执信墓侧。1935年，迁葬于南京紫金山孙中山陵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