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

不平等条约是指破坏别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掠夺和奴役别国人民的条约，它是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推行其侵略扩张政策的一种工具。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向中国发动多次的侵略战争，用战争打败了中国之后，不但占领了中国周围的许多原由中国保护的国家，而且攫去或“租借”去了中国的一部分领土。例如日本占领了台湾和澎湖列岛，英国占领了香港，法国“租借”了广州湾。割地之外，又索去了巨额赔款。同时，强迫中国政府订立了许多不平等条约，根据不平等条约取得在中国的驻军权、领事裁判权，并把中国划分为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势力范围，控制了中国的一切通商口岸，并把许多通商口岸划出一部分土地作为它们直接管理的租界。它们控制了中国的海关和对外贸易，控制了中国的交通事业(海上的、陆上的、内河的和空中的)等等，严重损害了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给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不平等条约是帝国主义套在中国人民颈上的枷锁，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斗争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重要内容。
为了摆脱不平等条约枷锁的束缚，中国人民曾经进行过不屈不挠的斗争。早在1879年，薛福成在《筹洋刍议》中就提出废除领事裁判权。1890年陈炽在《庸书》中主张关税自主。不过这些主张只是个人的见解，没有形成群众的运动。随着中国半殖地化的加深，人们逐渐认识到不平等条约的危害，强烈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迫于人民的压力，1918年，北洋军阀政府曾以修改税率作为加入协约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之一，并在上海召开了修改税则会议，但由于日本反对，没有结果。1919年巴黎和会召开期间，中国代表在中国人民的强烈要求和强大压力下，向和会提出取消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特权的七项条件：即放弃在华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警，撤销外国邮电机关，取消领事裁判权，归还租借地，归还租界，关税自主。同时，还提出废除日本与袁世凯订立的“二十一条”,归还在大战期间被日本夺去的德国在山东占有的各种权利等要求。但是由于英、美、法等在华都拥有许多特权和利益，因此对于中国代表提出的要求和条件，除了山东问题列入议程外，其他条款均被“不在和平会议权限以内”为借口，不予讨论。在山东问题方面， 日本以造成武装占领的事实和中日两国间曾有“欣然同意”为借口，坚持先由日本接管，后再交还中国。最后英、美、法支持日本的要求，将德国在山东掠夺的权益全部转让给日本，并写进《凡尔赛和约》。就这样，中国代表在和会上不但没有收回任何权益，反而使身上的枷锁更加重了。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深刻教训了中国人民，于是成为了五四运动的导火线。在五四运动中，爱国学生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和约签字”,“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等口号，体现了中国人民强烈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愿望。1921年华盛顿会议召开，中国代表在人民的强大压力下，在会上又提出了关税自主和撤销领事裁判权等提案。华盛顿会议不得不通过《关于中国关税税则之条约》和《关于中国领事裁判权决议案》。前者规定在华盛顿会议后三个月，由中国政府照会有关国家召开关税会议，讨论修改中国关税税则问题。后者规定在华盛顿会议后三个月，由英、美、法、日、意、比、荷、葡等国组织一个委员会，来中国考察各国领事裁判权的现行办法和中国司法情况，然后由委员会提出建议，然后再由各国政府决定中国是否有废除领事裁判权的条件。显然，这些方案只是帝国主义玩弄的外交手腕，但也反映了它在中国人民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压力下不得不改变策略。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逐渐成为中国人民民族民主革命的领导力量，从此，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便更有组织地开展起来。1922年6月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中，把“修正协定关税制，取消列强在华各种治外特权”作为目前奋斗的目标之一。1924年1月，第一次国共合作成立时，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明确指出：“领事裁判权，外人管理关税权，以及外国在中国境内一切政治权力，侵害中国主权者，皆当取消，重订双方平等互尊主权之条约。”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成立，大大推动了国民革命的蓬勃发展，1924年以《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为契机，全国掀起了空前规模的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领导的苏维埃坚决实行社会主义的外交政策。1919年7月25日，苏俄政府发表了《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宣言》,即第一次对华宣言。宣言宣布：(一)废除帝俄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二)放弃帝俄在中国攫取的东北和其他地区；(三)放弃庚子赔款的俄国部分；(四)放弃帝俄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等一切特权；(五)完全和无条件地把中东路交还中国；(六)建议两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它体现了苏俄政府对华的基本政策，受到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但是由于北洋军阀政府追随帝国主义干涉苏俄革命，置之不理。1920年初，中俄关系有些变化。4月，北京政府与苏俄远东共和国互派使团。6月，北京政府以督办边防事务名义派张斯麟前往苏俄考察。苏俄远东共和国派优林外交使团来华，准备谈判解决中俄历史遗留下来的“悬案”。由于法、日等帝国主义的唆使，北京政府未予接待。1920年9月27日，苏俄政府又发表了第二次对华宣言。宣言指出：“我们坚决遵守1919年7月25日俄国苏维埃政府宣言所声明的各项原则，并根据这些原则缔结中俄友好协定。”并向北京政府提出下列协定要点：(一)废除帝俄历史上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俄国租界，并将帝俄从中国夺得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归还中国；(二)两国政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迅速建立正常的贸易和经济关系，随后缔约双方遵照最惠国原则，另行缔结有关贸易经济的条约；(三)废除治外法权；(四)俄中两国政府同意为苏俄需要另行签订使用中东铁路办法的条约，在订立条约时，除中俄外，远东共和国亦可参加。与第一次对华宣言相比，这次宣言将前次宣言宣布的完全和无条件把中东铁路交还中国，改为苏俄需要另行签订使用中东铁路办法的条约。这是一个微妙的变化。由于当时控制北京政府的直系军阀和奉系军阀敌视苏俄政府，召回张斯麟使团，中俄交涉受阻。1921年6月，苏俄红军未经北京政府同意开入外蒙，打败白俄匪帮温琴所部，进驻库伦，并组织独立于中国之外的蒙古共和国，使中俄关系趋于恶化。10月，优林使团离京回国。12月，苏俄政府派裴斯克斯使团来华同北京政府交涉，但无结果。1922年8月，苏俄政府决定派越飞作为全权代表来华与北京政府谈判，仍然毫无成效。1923年9月，苏俄政府派加拉罕率外交使团来华，并于9月4日代表苏俄政府向中国报界发表声明，即第三次对华宣言。声明苏俄政府仍将以1919年和1920年的两次对华宣言作为“对华关系的指导基础”,在对外关系中，苏俄“正在制定完全尊重主权，彻底放弃从别国人民那里夺得的一切领土和其他利益的政策，对中国的政策也是这样”。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北京政府不得不派王正廷为代表团团长与拉加罕谈判。对此，帝国主义深感恐慌和不满，处处掣肘。正当谈判取得进展时，美、 日、法使以中东路问题为借口进行破坏。它们借口所谓“股东”和在“国际共管”期间曾对中东路投资而横加干涉。由于帝国主义的干涉，北京政府表现得反复无常。1924年3月，中苏协定已经草拟就绪，但北京政府突然变卦，不愿签字，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正如《向导》周报所指出：“军阀政府的所以有承认的倾向，却在于中国平民意志之表现。……假使北京的军阀政府不能脱离东交民巷之太上政府的束缚，不能代表中国平民的利益，中国的平民便应当用自己的力量来实现这个同盟”①。1924年3月21日，北京教育会等九个团体发表了抗议宣言。宣言指出：“法使对于中东路利益之抗议，及本月14日日美两使对于内阁之警告，外力干涉，于是乃造成今日中苏交涉间严重情形了。”宣言最后说：“今日之事，最后惟一之希望，在于国民之努力，吾人特请我全国同胞，各地团体，速起运动，用其势力以(一)反抗帝国主义对于中国外交之压迫；(二)督促政府立即无条件承认苏俄……”②北京学生联合会致函外交总长顾维钧警告说：“倘先生执迷不悟，则敝会一息尚存，誓必力争，赵家楼的故事，可为殷鉴。”③保定、广州、哈尔滨等地的学生也发表宣言、通电，要求立即实现中苏邦交。由于中国人民的坚决斗争和苏俄政府的坚定态度，北京政府又深恐苏俄政府与广东革命政府直接发生外交关系而使自己处于不利的地位，不得不打开中苏谈判的僵局。1924年5月31日，中苏双方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凡帝俄与第三者订立的一切条约、协定等项有妨害中国主权及利益者，概为无效；
(二)苏联政府承认外蒙为完全中华民国的一部分，及尊重该领土内的中国主权；
(三)中苏两国政府将彼此疆界重新划定，在疆界未划定前，允仍维持现有疆界；
(四)苏联政府抛弃帝俄在中国境内任何地方根据各种公约、条约、协定等所得的一切租界等之特权；
(五)苏联政府放弃俄国部分的庚子赔款；
(六)苏联政府取消治外法权及领事裁判权；
(七)中东铁路纯系企业性质，除该路本身营业事务直辖于该路外，所有关系中国国家及地方主权的各项事务，如司法、民政、军务、警务、市政、税务、地亩等概由中国政府办理；苏联政府同意中国赎回中东铁路及其所属一切财产并将该路一切股票、债票移归中国；中东铁路的前途，只能由中苏两国取决，不许第三者干涉④。
为了保证苏联政府所放弃的前帝俄政府夺取的一切权益能够真正对中国人民有利，在签订上述协定的同时，苏联政府又和北京政府签订了七项声明书，要求北京政府不得将这些权益出卖给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声明书中说：“苏联政府所抛弃之各种权利与特权，双方了解，中国政府不拟以其一部或全部让与任何第三国或任何人组织之团体。”⑤
《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的签订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第一个平等条约，它不但表达了苏联对中国人民的友谊，而且打击了帝国主义列强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不平等条约，推动了中国人民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正因如此，中苏协定签订后，受到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很多地区的群众团体都召开了不同形式的庆祝会，不少报纸杂志发表了庆祝的文字。上海闸北市民外交协会在庆祝这个协定的通电中说：“我们当此中俄邦交恢复之时，一方面固然要一致的庆祝中俄万岁；一方面也要一致的向列强收回治外法权及庚子赔款，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撤退驻在内地之外兵，谋中国之独立。”⑥7月13日，北京学生联合会等五十余团体代表及各界人士联合组成反帝国主义运动大同盟，他们提出了大同盟的四项任务，其中第一项即规定为“扑灭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废除压迫中国弱小民族所订一切不平等条约。”7月18日，北京国立专科学校以上八校教职员联合会也发表宣言称：“举凡对我一切不平等待遇，彻底撤销，另本相互平等之原则，重新构成国际关系，使我民族亦受人类应有之权利。”同时表示：“要求帝国主义国家政府、国民，速将国际一切不平等条约、协定、协约、议定书等等全部撤销，并以民族的势力，促其反省，使国际无不平等之待遇。”⑦此后，上海、武汉、湖南、山东及天津各地各界人士纷纷起来组织反帝同盟，展开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各项宣传活动。为了指导运动的健康发展，中国共产党通过《向导》周报明确指出：“国际间不平等之条约不废除，各被压迫的民族无独立之可言！中国受列强逼迫欺骗所订成之一切不平等的条约不解除，中国永无解放的希望。”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中苏协定的签订为起点的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蓬蓬勃勃地广泛展开。在上海参加废除不平等条约就有上海市民对外协会、上海机器工人俱乐部、全国工界救亡大会执行委员会、中国学生联合会总会等三十个团体。天津学生联合会等二十六个团体组成了反帝国主义运动大同盟天津分会，并发表宣言，揭露帝国主义者通过不平等条约束缚中国，任凭它们宰割的种种事实。9月3日至9日，由反帝大同盟发起了全国范围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周，广州、北京、天津、上海、武汉、长沙、济南、太原等地都召开群众大会，进行了宣传活动。北京群众散发了多种形式的传单，如在影戏院中放映电影传单，在东交民巷散发英文传单等。有的传单中指出：中国人不能再忍耐帝国主义各国之横暴与凌辱，如帝国主义各国尚不及时觉悟而放弃掠夺中国之一切条约，归还自中国夺去之一切权利，则将有大灾临期。到了10月间，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国民会议运动汇合在一起，声势更加浩大和深入人心。在上海的街头巷尾，普通的小商人和十几岁的儿童都争着贴“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标语。
这次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与以往相比，不仅声势浩大，而且性质也有所不同，它已不再是要求枝枝节节地修改，而是要求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这就从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表明了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进入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