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青时的李白就自视甚高，喜欢“大言”、“殊调”

      可见，年青时的李白就自视甚高，喜欢“大言”、“殊调”，这种自我标榜的大话时常遭人“冷笑”。他有极高的政治抱负，说：“君不见，朝歌屠叟辞棘津，八十西来钓渭滨。宁羞白发照清水，逢时壮气思经纶。广张三千六百钓，风期暗与文王亲。”（《梁甫吟》）这是以姜尚自比。他还羡慕诸葛亮的功业：“鱼水三顾合，风云四海生。武侯立岷蜀，壮志吞咸京。”（《读诸葛武侯传书怀》）他把事业和功名看成囊中之物，以为唾手可得。说到政治，他“调笑可以安皇储”；说到用兵，他“谈笑三军却”。第一次从政失败，他仍旧十分自信，说：“穷与鲍生贾，饥从漂母餐。时来极天人，道在岂吟叹。乐毅方适赵，苏秦初说韩。卷舒固在我，何事空摧残？”（《秋日炼药院镊白发，赠元六兄林宗》）对自己的政治才能还是那么自信。 

　　李白属于“三敢”之人，即敢想、敢说、敢为，同时也是干事缺乏韧性之人，不能脚踏实地地坚持干好一件事。段成式《酉阳杂俎》说：“李白前后三拟《文选》，不如意，悉焚之。”三次重新编纂新的《文选》来取代萧统的《文选》，都没有坚持到底，把这件事干成。 

　　在一般人心目中，李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外高人，不食人间烟火，这是被李白的许多大话给骗的。李自在许多诗中表达了蔑视帝王权贵的狂放思想，说自己“揄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青琐贤”（《玉壶吟》），歌颂“严陵高揖汉天子，何必长剑拄颐事玉阶”（《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李白幻想一种君臣之间相互礼让、尊敬的平等关系。显然，在君王专制的封建集权社会，这是空想，因而这也成了大话、空话。 

　　对于功名富贵，李白也是不屑一顾。他在《将进酒》中吟唱道：“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其《江上吟》诗中也说，“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当然，最能表现李白傲骨的，还是“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两句追求绝对自由、藐视世间一切的思想解放宣言。 

　　李白的这类诗句太多太多，赢得了众多功名无望、富贵无望的下层士人和民众的喜爱，于是民间便演义出龙巾拭吐、御手调羹、力士脱靴、贵妃捧砚等故事，李白成了一个与权贵和豪门作对的英雄。 

　　然而民众被李白的大话蒙骗了，李白并不是这样一个英雄。李白曾经入朝供奉翰林三年，他后来回忆那段生活说：“昔在长安醉花柳，五侯七贵同杯酒。气岸遥凌豪士前，风流肯落他人后？夫子红颜我少年，章台走马着金鞭。文章献纳麒麟殿，歌舞淹留玳瑁筵。”（《流夜郎赠辛判官》）看来，他很惬意于这种“醉花柳”、“玳瑁筵”式的富豪生活，与“五侯七贵”的关系也十分融洽。他还以能够接近皇帝为荣，说：“长安宫阙九天上，此地曾经为近臣。”在给从弟南平太守李之遥的诗中，他说：“翰林秉笔回英眄，麟阁峥嵘谁可见？承恩初入银台门，著书独在金銮殿。龙钩雕镫白玉鞍，象床绮食黄金盘。当时笑我微贱者，却来请谒为交欢。”这最后两句，颇有炫耀的意味，与他在其他诗中的形象判若两人。此时的他不再蔑视权贵，反而以是权贵中的一员而洋洋自得。 

　　除了晚年以及遭受政治上打�糁�后的一些日子，李白的大部分日子的生活是奢华的。他有富商家庭的财力做后盾，可以不事生产，整日里游山玩水，或者过着悠闲的隐居生活，而不必像陶渊明那样躬行农耕，有断炊之虞。李白嗜酒，那下酒菜不是孔乙己饮酒时的茴香豆，而是珍馐，他写自己饮酒的场景是：“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客中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将进酒》），“金樽美酒斗十千，玉盘珍馐直万钱”（《行路难》），李白习惯了这种富贵人家的生活方式，一旦失去这种生活，他便觉得不堪忍受并且牢骚满腹。 　　李白蔑视权贵和奢华生活的一些诗句，也蒙骗了当今的一些论家。中科院文研所的《中国文学史》说：“他在长安三年的生活中，在政治上虽然没有什么成就，却因此认识了现实的政治和上层统治阶级的腐朽生活，给他的诗歌作品带来深刻的思想内容。”⑤ 这是一种什么逻辑？李白在长安三年，终日与贺知章、崔宗之等权贵饮酒赋诗，时常烂醉如泥，要人扶归，这种生活本身就属于“上层统治阶级的腐朽生活”。正如宋人苏轼所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种生活怎么会给李白诗歌带来深刻的思想内容呢？ 

　　游国恩等人说：“昏庸腐朽的幸臣权贵，始终是他（李白）的对立面……他在《雪谗诗》里，痛斥了恃宠弄权的杨贵妃……”⑥ 游先生难道不知，李白写有三首《清平调词》来专门赞美杨贵妃。据史书记载，这三首诗写成后，由李龟年歌唱，玄宗以玉笛伴奏，“太真妃持颇梨七宝杯，酌西凉州葡萄酒，笑领歌辞，意甚厚”。杨贵妃固然美貌，但李白的诗把她写得更美，杨贵妃因而十分开心。限于篇幅，录其一首以供参考：“一枝�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 

　　在长安三年，李白从未主动向幸臣权贵发起进攻，未曾建议玄宗远离权贵幸臣，权贵幸臣自然用不着还击，在玄宗面前进李白的谗言，两方相安无事，不是“对立面”。这也合理地解释了为什么史书中没有一条奸佞谗毁李白的记载。平心而论，李白在政治上极为幼稚，根本不是善于玩弄权术的奸佞的对手，对奸佞不能构成威胁，奸佞用不着去防备他、谗毁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