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的干涉

帝国主义者对待中国革命，一向是极力破坏和阻挠。还在武昌起义的前夕(10月3日),英国驻汉口总领事根据情报，便要求增派英舰来汉口。武昌起义爆发，英、美、德、日、俄、法、奥等各帝国主义国家驻远东的舰队，纷纷驶向汉口。但是，由于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矛盾的尖锐，没有能够互相勾结起来，重演八国联军的丑剧，以暴力干涉中国革命。它们所采取的手法是相继宣告“中立”。从此，帝国主义就披着“中立”的外衣，借口“保护”外侨，对中国革命不断地进行干扰和破坏。
武昌起义一发生，日本政府就把这次革命“仅看作一次内乱”,采取了“不与叛党发生任何外交关系”的方针^[1]。
10月13日，即武昌起义后三天，清政府陆军部尚书荫昌特派人赴日本驻华公使馆恳请青木少将：“欲由日本火急购买炮弹三十万发，枪弹六千四百万粒，步枪一万六千支。”^[2]日本政府立即决定予以援助。日外相给日使的复电说：“帝国政府鉴于清国政府为剿讨革命军急需枪支、弹药等迫切情况，已决定由本国商人设法供应，予以充分援助。”^[3]在日本政府的上述方针下，10月23日，由泰平公司代理店、北京大仓洋行和清政府陆军部之间签订关于购买武器合同，总计价款日金二百七十三万二千六百四十元整。
11月3日，即上海起义的当天，帝国主义者以“侨民义勇队”的名义，一度侵占沪宁路车站。同月上旬，美、英、德、日等国停泊在南京的军舰派兵入城，其游弋福建的海军也在福州登陆。同月15日，俄、日、美等国借口保护驻烟台的领事馆，也派水兵在烟台登陆。综合统计，到11月中旬，帝国主义在中国内河停泊的军舰，已达五十一艘，兵力配备达一万九千人。此外，他们还借口保持北京、天津、山海关间的交通，陆续在这条线上增加兵力。据12月15日英国陆军武官的报告，当时北京、天津、塘沽、唐山、秦皇岛及山海关等地，帝国主义驻军(包括英、美、日、俄、德、法、意、奥、荷、比等国),已达七千多名。
除武力威胁外，帝国主义还从经济上百般设法扼杀中国革命。例如扣留海关税款，便是极狠毒的一招。原来，作为清政府所借外债和对外赔款担保品的税款，照例是在征收后存在中国的银行里。但当革命军占领一些南方口岸后，帝国主义公使团竟然于11月17日议定将中国“海关全部税收均置于总税务司之下”,并“委托”上海各外国银行组织专门机构管理。此后不久，公使团又指定由汇丰银行、德华银行和华俄道胜银行联合组成一个非常委员会，来劫夺和分配中国的税收。帝国主义者扣留海关税款的目的，英公使朱尔典在11月23日写给英国外交大臣的报告中说得十分清楚：“一当某一条约口岸的管理权从清政府落到革命党手中时，征收的款项就处在后者的支配之下，因而存在着一种严重的危险，即可能被他们用来充作军费，或供满足叛党政府的其他急需之用。”^[4]
由于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利害不尽相同，因此在如何破坏和干涉革命的主张上，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日本和俄国较为贪婪，可以算作一类。英国和美国可以算作另一类。
日本口称“中立”,实则窥伺时机，企图宰割中国，力图将革命势力限制在长江以南，而在华北、内蒙和东北一带保持帝制，建立一个亲日政权。武昌起义爆发不久，日本军部便认为“在蒙古掌握各种权利的时机已到”,并曾秘密指使川岛等人，在满蒙一带进行此项阴谋活动。1911年12月18日，日本通过横滨正金银行，贷给内蒙喀喇沁王贡桑诺尔布银二万两，以该王“所辖全部领土为抵押”^[5]。
日本对满洲之阴谋侵吞，更为其一贯之政策。1911年10月24日，日本内阁会议即作出决议：“鉴于帝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与清国之间具有极密切的关系，故我政府应不断努力，以求对清国占有优势的地位，并须多方划策，使满洲现状得以永恒持续。此乃前任内阁在执政期间经过庙议所决定的方针。”^[6]
俄国对中国的侵略立场，与日本基本上是一致的，那就是趁机“一举分割满洲、蒙古”。10月21日，武昌起义后不久，俄国代理外交大臣尼拉托夫上奏沙皇说：“我认为，在目前情况下，为我国利益起见，应尽可能与东京内阁交换意见，以便不错过加强我国在中国地位的时机。”沙皇尼古拉二世表示完全赞成他的见解^[7]。
1911年10月23日，日本驻俄大使本野会见俄国首相的一次谈话说得更为露骨，他们几乎一致认为，辛亥革命“对日、俄两国的特殊利益实是一场很大的危险。迄今为止，日、俄两国所获得的特殊利益，全系取自现存的满清朝廷。与其坐视事变自然消长，何如援助现存的满清朝廷，或将有利于维护日、俄两国的利益”。同时，还公开地谈到，“只要时机一到，两国即可根据一九○七年协约中规定的界线分割满洲；并可进一步商谈如何分割蒙古的问题”^[8]。不过，他们都担心英、美、德各国的干涉。所以尽管反复商讨，终于没有付诸施行。
英国不同意日本大规模武装干涉的主张。它看到清政府“似已没有希望”,“一切用武力来挽救这个国家的企图失去了可能性”(朱尔典11月6日的报告)。而它的经济利益又主要在长江流域一带，因此它一方面不敢公开得罪革命政府，怕损害自己的利益；另方面又反对日本等国的单独行动，以免影响它的势力范围。因此，它三番五次地警告日本不得对中国采取单独的干涉行动。
美国也不同意日本的主张，因为它在远东的兵力不仅不及英国，也不及日本。大规模的武装干涉，有利于日本势力范围的扩大，却不利于实现自己的野心。因此，它在德国支持下，提出列强在华“一致行动”的原则来牵制日本。
德法两国因忙于欧洲事务，也都希望不破坏原来在远东的“均势”。西方列强都不同意日本的主张，而唯一同意的俄国，也处于矛盾状态。俄国驻华公使在寄往彼得堡的报告书中说：“一系列头等重要的政治问题将我们同法国和美国联系在一起，我们不可能与这两个友好国家的愿望背道而驰。”
在上述情况下，帝国主义破坏辛亥革命的手段，就不是按照日本的主张，而是按照英国的主张进行，即从中国内部找寻代理人，窃夺革命战果，埋葬革命。拥有军事实力的袁世凯就成为这一角色的唯一人选。武昌起义的第二天，四国银行团的美方代表司戴德就扬言：“如果清朝获得像袁世凯那样强有力的人襄助，叛乱自得平息。”^[9]英公使朱尔典在袁入京前夕向其外交大臣格雷报告说：“袁世凯可望于明日清晨抵京，这件事情已在此间产生一种安定人心的效果。”15日，格雷复电说：“我们对袁世凯怀着极友好的感情和尊敬。我们希望看到，中国在革命后将建立一个足够强健的政府，它能够公正地处理对外关系，并能维持国内秩序及为发展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这样的政府将会得到我们能够给予它的一切外交上的支持。”^[10]
此后，正是在帝国主义者，尤其是英国公使朱尔典的支持下，袁世凯加紧搞“南北议和”的骗局，借以绞杀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