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阶级力量的壮大

工人阶级是近代大工业的产物。中国工人阶级是伴随着外国资本、中国早期的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这三种近代工业而产生和发展的。
中国最早的产业工人，诞生于外国资本在中国经营的企业里。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者通过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建立了他们的近代企业。那时，资本主义侵略的主要方式还是资本输出和原料掠夺，所以他们在中国首先经营的企业是船舶修造业和轮船公司。1843年，英国人柯拜在广州黄埔兴建船坞。此后，外国资本家又在中国沿海的港口地方，如香港、广州、厦门和上海等地，先后建立起船舶修造工业，雇佣了几千名中国工人，他们是中国第一批产业工人。
中国自办的近代工业，始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在洋务官僚创办的军事工业中，工人虽大多来自军队裁撤下来的士兵，但他们毕竟与士兵有本质上的不同，是以出卖劳动力为主并受雇于同一工厂主，可以说是受雇于官营工业中的第一批产业工人。至19世纪70年代，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解体加快，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开始投资于近代工业，如广东华侨陈启源等在南海创办的缫丝厂，雇佣有百多名缫丝工。他们虽来自农民，在工余还兼顾着农活，但他们主要是靠出卖劳动力，并受雇于同一资本的雇主，应是中国民营企业中的第一批产业工人。因此，中国无产阶级从产生时起，就比中国的资产阶级显得强大。据资料统计，1895年前，在中国近代工矿企业中被雇佣的工人总数约10万人，其中在外国资本经营的工矿企业中的工人约3.4万人，清政府经营的军事工厂中的工人数约1万人，官营民用企业中的工人约1万人，近代矿场中的工人约2万人，民营矿场中约2.3万人。全国雇佣500人以上的工矿39家，工人约6万人。若依行业划分，缫丝业中工人最多，约占总数的20%左右；按地区来说，上海集中了全国工人总数的47%左右，汉口为17%左右，广州为13%左右，天津为4%左右①。
中日甲午战争后，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世界资本主义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其对中国的侵略，也从以商品输出为主转变为资本输出为主；而《马关条约》承认日本在中国开矿设厂的权利，列强遂援引利益均沾的原则，取得了在中国建立工厂的“合法”保障，竞相在中国投资，外国资本在中国的企业纷纷兴起。在此期间，列强在中国建立的资本在10万元以上的厂矿共有136家，投资总额达1亿多万元。另外，还有铁路借款约4.7亿元的间接投资，以及航运、洋行、银行等大量投资。
修筑铁路是列强向中国输出资本的重要方式之一，也是列强在中国争夺势力范围的一种手段。至1913年，列强在中国直接或间接投资修筑的铁路已达10944公里，共雇佣有42421名工人。伴随着铁路的修建，它们又在中国铁路附近开采矿山，尤其是在甲午战争后，出现了一个掠夺中国矿权的高潮。至1913年，列强在中国开采矿场达32个，其中年产10万吨以上的有淄川、坊子、井陉(属德国经营)、开滦、焦作、门头沟(属英国经营)、抚顺、本溪湖、萍乡(属日本经营)等11处，仅7个较大的煤矿就雇佣工人43 616人。列强为了直接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劳动力，还在中国大量开设各种工厂。在此期间，列强在中国建立了19个纱厂和两个轧花厂，总共雇佣约2万名工人；建立面粉厂55个，总共雇佣约9 400余名工人；建立香烟厂11个，总共雇佣1.8万至2万名工人。此外，还有机器和造船工业等，雇佣工人约3万余名。
洋务运动虽然在甲午战争中宣告破产，但清政府为了维持其反动统治，所经营的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不但没有停产，而且还有所增加。至1913年，这类工业中属于中央直辖的工厂有74个，雇佣熟练工人25 833人，非熟练工人2 527人②。
同一时期，中国的民族工业在列强对华大规模投资的刺激和辛亥革命的推动下，也有了初步的发展。从1895年至1913年，由民族资本所开设的资本额在1万元以上的厂矿共549家，资本总额为1.202亿多元，其中仍以纺织、食品、煤矿等业为主，但也包括机器、水电、水泥、航运等业。这样，中国工人的人数又通过民族资本企业的发展而有了较大的增加。
总之，1895年以后，中国工人阶级于外国资本在华企业中和中国民族工业中同时获得了发展，尤其是于外国资本在华企业中获得了更大的发展。根据粗略的统计，“在第一次大战前的一九一三年，全国中外工矿企业中的工人，当在五十万至六十万人之间，也就是说，二十年中，工人人数增长了四倍到五倍”③。
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欧美列强忙于战争，暂时减少了对华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中国的民族工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在战前，中国的民族工业(包括官办的)共有工厂698个，资本3.3亿元。至1920年，工厂增至1 759个，资本5亿余元。六年间，工厂增加了157%,资本增加了54.5%,其中纺织、面粉、卷烟、造纸、制革等轻工业的发展尤为迅速④。伴随着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中国产业工人也迅速发展壮大。据统计，至1919年前后，全国共有产业工人261万人。其分布情况大致如下：铁路工人16.5万，邮电工人3万，海员15万，汽车电车工人3万，搬运工人30万，中国工厂工人60万，外国资本在华工厂工人23.5万，矿山工人70万，建筑工人40万⑤。
由以上中国工人阶级发生、发展的过程可以看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产生与一般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产生虽有共同点，但又有所区别。一般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是伴随着民族资本产生的，而中国工人阶级则是伴随着三种资本产生的；中国工人阶级比中国资产阶级的资格更老些。中国工人阶级首先产生在外资企业里，而当时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尚处于萌芽时期，资产阶级还没有出世，因此中国工人阶级的社会力量和社会基础也比中国资产阶级更为广大；中国产业工人以海员资格最老，所以，中国工人运动最先在海员中发生，有着历史的必然性。
中国工人阶级与世界各国工人阶级一样，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与最先进的生产方式相联系，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具有大公无私、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最有远见等基本特点。除此之外，特殊的国情使中国工人阶级还具有自己的特点，主要是：
第一，中国工人阶级身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过着极其痛苦的生活。
中国工人的劳动时间，一般都在12小时左右，上海一些纺织厂将此称为“六进六出”,即头班工人早6时上工，晚6时下工，二班工人晚6时上工，早6时下工。有些工厂采用一班制，如织布、轧花等，工人一天劳动14至16小时，通久源轧花厂甚至规定工人一天劳动18小时。工人的假日休息，往往是由资本家随心所欲而定，多数厂家没有休息日。工人因劳动时间过长而死亡者，时有所闻。如1916年3月30日的上海《民国日报》刊载：“董家滨乡民周富金，有童养媳名全瑛，年十四岁，向在戈登路第四纱厂做工，日前进厂做夜工，至次晨放工出厂，在附近宜昌路顾顺泰木作内略事休息，忽然倒地身死，……该厂工作时间甚长，无论日夜工均以十二小时为限，未免劳苦。”
中国工人阶级的绝大部分是非技术工人，只有很少一部分是熟练工人。机器的使用既然简化了生产过程，它对一般工人所需要的技术水平常比工场手工业要低，这便促使没有什么技术的工人更大量地涌入劳动力市场，因而使工资水平下降到很低的程度。据统计，中国工人当时的每日收人非常低，一般工厂工人的日工资平均在1.5至2角间，在纱厂和轻工工厂中更低，女工日工资往往只有5分钱，最高也不超过1.5角。以上海纺织工人的工资为例：1894年上海纺织工厂工资为1至2角，当时米价每担为2.8元；1920年上海纺织工人工资为2至4角，而米价每担已涨至12元左右。而当时洋匠的工资每人每月175元，洋总工程师月工资为400元⑥,竟悬殊上百倍。
中国工人劳动的条件十分恶劣。由于机器设备简陋，许多重活、危险工种都靠手工操作，且无保护措施。如造船、机械等厂内的翻砂铸造，基本上靠手工熔炼或锻炼，高温的铁水常常将工人烫成残废。而工人致残不能再干活时，就被辞退失业。矿工更是艰苦，数百米深的矿井缺少通风和照明设备，矿工下井靠油灯照明，用手镐挖掘，用肩挑背驮出井，经常发生坍塌和爆炸事故，折手折脚和死亡事故时有发生。1893年，开平煤矿坑道坍塌，死亡50多名工人。1915年初，峄县中兴煤矿因旧井积木下陷，突然起火，井中670余名工人除救出200多人外，余皆死亡。1917年1月，抚顺煤矿突然发生爆炸事故，死亡工人924人。
女工和童工在中国工人队伍中占有极大的比重。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第一个口号是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⑦在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初期，缫丝、棉纺织、火柴、造纸、卷烟等部门，都普遍地大量地使用女工和童工。据统计，1912年至1920年间，女工人数差不多占全体工人的40%⑧。即使在极艰苦的采煤工业中，也有不少童工参加劳动。童工的年龄，最小的只有六七岁，“常见多数婴儿随母工作，大者执役杂多，小者匍匐洒扫，甚至数人始能举一畚器，呱呱惨状，至难入目。”至于十二三岁的童工，那就“总是多的不得了”。上海大隆机器厂，是一个千人以上的大型工厂，使用学徒工经常占全厂工人总数的70%以上。女工和童工的使用，扩大了被剥削的雇佣劳动者的范围，反过来女工童工的使用又起着降低一般工资水平的作用。
中国工人阶级最苦的莫甚于政治上的压迫。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最主要的敌人，也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最大的压迫者。在外国资本家工厂里做工的中国工人，稍有反抗，外国巡捕就会立即前去镇压，任意逮捕，送至会审公廨判处罚款或拘留。在外国资本家经营的采矿区，如山东坊子煤矿，就有“德人持枪督工”。
中国工人阶级所遭受的封建压迫，一方面表现为全社会性质，即在封建统治制度下，工人阶级处在社会的最底层，没有丝毫的政治权利，工人集会、结社被视为犯罪，横遭镇压。如1901年清政府颁布的《矿务章程》、1907年颁布的《大清矿务章程》、1910年颁布的《暂行新刑律》,都明确规定了限制工人集会、结社和对工人“滋事”进行镇压。北洋政府于1912年重新颁布的《暂行新刑律》、1914年颁布的《治安警察条例》,也都明文规定限制工人集会、结社，对工人罢工进行镇压。另一方面，封建势力对工人的压迫，还表现在工矿企业的管理制度上，一些官办的工矿里驻有兵勇，随时弹压工人。许多工矿企业私设刑堂、刑具，对工人任意审讯、施刑，而工矿里设监工制度更是普遍的现象。
正由于中国工人阶级所受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国所少见的，所以，中国工人阶级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都要坚决和彻底。
第二，由于中国近代工业布局和结构的不平衡，中国工人阶级的分布和构成也是不平衡的。
首先，从地区上看，因为中国近代工业从开始出现起，大都设在少数通商口岸，所以中国工人大多数集中在东南沿海各省或水陆交通沿线的大城市，如上海、广州、天津、武汉、青岛等地。据1894年的统计，仅上海、广州、汉口三大城市的工人，就占全国工人总数的76.7%,其中上海一地占46.4%。而西北各省则很少或几乎没有近代产业工人。
其次，从行业上看，工厂和矿业工人占首位，而工厂工人又大都集中在包括纺织业和食品业在内的轻工业，至于一般的机器制造、化学和冶金等重工业则很少。轻工业中纺织工人人数既多且又集中。1912年至1920年间，棉纺织工人数目约占全国工厂工人总数的四分之一⑨。然后是铁路、邮电和航运业，据统计，1919年前后，铁路、邮电部门集中了近20万工人，航运业集中了约15万工人。
再次，从厂矿企业雇佣工人的人数看，据1900年至1910年13个省的不完全统计，工人人数在500人以上的企业156家，共雇佣工人24万余人，约占同期全部工业工人总数的30%——
40%。其中雇佣千人以上的有65家，共雇佣工人152 452人。在165家企业中，外资企业有40家，占25.6%,共雇佣工人近1 1万人，占45.5%⑩。
中国工人阶级的这种分布情况，随着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表现得更加显著。这种情况正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生和发展所具有的半殖民地性质的反映。中国工人阶级，在绝对数量上，特别是在与全国人口的相对比例上，据粗略的估计虽然只占0.7%,但由于它相当集中，有利于工人阶级的组织和团结，有利于在工人阶级中传播革命思想和发展革命力量，从而形成为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
第三，中国工人阶级中的大多数出身于破产的农民。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和国内封建主义压迫的不断加深，破产的农民日益增多，他们纷纷流入城市。所以，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通商口岸人口增长得非常迅速。海关的调查结果显示，1921年，中国47个通商口岸的人口总数超过1000万人，全国10万人口以上的都市50个，25万以上人口的都市20个。大批破产农民流人城市，恰好为当时逐渐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工业形成了日益扩大的廉价劳动力市场，成为工业无产阶级的后备军。此外，破产的手工业者、手工业工人和城市居民，也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一个重要来源。资本主义入侵中国以后，与外国资本主义商品处于竞争地位的手工业受到很大的破坏。这些被破坏的手工业的从业者，大部分失去了自己的生产资料，与破产的农民一样，参加到产业后备军的行列。同时，一些手工业工人在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过程中，随着手工业向机器工业的过渡而直接转化为现代工人。城市居民主要包括店员、小贩、苦力、佣工和退伍士兵等等，这些人的职业都不稳定，经常面临被解雇的威胁，希望到现代化厂矿和交通运输业中找到固定的工作。
以上情况，在工人来厂以前社会成分的统计资料中显示得很清楚。据调查：无锡缫丝厂女工的50%来自太湖周围的农村，30%来自长江北岸。在189名上海印刷工人中，农民出身的占79%。山东中兴煤矿工人到矿以前的职业是，农民占44.1%,工人占22.8%。塘沽久大盐厂的86名工人中，农民占59.3%,店员占13.9%,苦力占11.6%,佣工占3.5%,兵士占1.2%。塘沽永利碱厂50名工人中，农民占44%,店员占14%,苦力占10%,手工业工人占24%,学生占8%(11)。
资本主义工业，对工业无产阶级与土地和农村脱离关系所发生的影响，还可以从工厂工人和手工业者在经营土地与籍贯两方面的比较中，得到清楚的回答。在经营农业或兼有土地的比较中，据调查，几乎在同一时期以内，手工业者382户中有土地的356家，占93.13%;产业工人985名中有土地的235名，占23.8%。这说明，兼营农业或兼有土地的手工业工人，相对来说大大超过了家中兼营农业或兼有土地的产业工人。在籍贯方面，塘沽久大、永利厂的工人，籍贯为河北的341名，占52.3%,其他各省的将近一半。天津手工织布、地毯及针织工人，籍贯是河北的达到88.5%,其他各省的占11.5%。这说明农村韧带对工人阶级、尤其是手工业工人的影响是很大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这种割扯不断的天然联系，便于结成强大的工农联盟。
中国工人阶级的这些特点，必然使它成为近代中国一个特别能战斗的最革命的阶级。但他并不是自呱呱坠地起就能够发挥出其革命性的。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成长环境，使其也难免带有自身的弱点。主要表现为人数少，受封建的、农民小生产的思想影响较深，文化水平低，缺乏民主的传统，等等。直到辛亥革命时期，产业工人中的组织还只是沿袭旧式手工业工人所惯有的行会、帮口和江湖游民中的秘密结社。这种落后的组织形式对工人阶级的团结斗争是不利的。中国资产阶级比无产阶级较早地表现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并组成自己的政党。在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中，无产阶级还只能是追随者。中国工人阶级要充分发挥自己的革命性，必须有与农民、旧式手工业工人、江湖游民根本不同的新的阶级组织形式，学会新的斗争方式，并认识到自己独立的阶级利益和历史使命。
中国工人阶级从它诞生之日起，就开始了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英勇斗争。据不完全统计，至辛亥革命前，已累计罢工百余次。辛亥革命后，随着工人阶级队伍的迅速扩大，斗争也有了较大的发展。从1912年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有记载的工人罢工130余次，超过了辛亥革命以前数十年的总和。其中，规模较大的罢工主要有：1914年，上海招商局、太古、怡和三大轮船公司中船员的罢工；上海锯泥水木等业工人的罢工。1915年，湖北大王岩煤矿工人的罢工；苏州机织业工人的罢工；上海人力车夫的罢工。1916年，北洋政府财政部印刷工人的罢工；上海翻砂工人的罢工；上海英美香烟公司工人的罢工；江南造船厂工人的罢工；天津法租界工人的同盟大罢工。1917年，上海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工人的罢工；上海第二纱厂工人的罢工；上海英美香烟公司工人的罢工；大连沙河口铁道工厂工人的罢工。1919年，上海日华纱厂工人的罢工；上海杨树浦三新纱厂工人的罢工；上海英美香烟公司印刷车间工人的罢工，等等。
这些罢工，表现出以下特点。首先，罢工的次数逐年增加，并且往往在同一地区或同一企业中发生接连不断的罢工。例如，自1916年至1919年，上海英美香烟公司年年发生罢工；1918年内，上海纱厂工人连续发生多次罢工；1918年，大连沙河口铁路工厂工人在1月间发生了千余人参加的罢工，到10月间又发生了两千多人参加的罢工。其次，工人在斗争中也开始意识到“共同反抗”的意义，类似同盟罢工性质的规模较大的罢工逐渐增加。1914年12月，沪海道尹在给北洋政府内务部的材料中说：“上海锯泥水木等业工人，持生活程度日高，工资人不敷出之说，于上月先后在二马路三鑫楼及鲁班殿会议，假同盟罢工，要求加给工价，并刊送传单，号召企业，愈集愈众，有数万人之多。”又如1915年上海人力车夫的罢工，有二万多人参加；1919年上海三新纱厂工人的罢工，有八千多人参加。再次，工人阶级的带有政治性的罢工和斗争开始出现。例如，1915年，上海搬运工人和在日本企业中做工的工人，为反对“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纷纷举行罢工。1916年，在天津人民反对法国强占老西开地区的斗争中，工人成立了工团和工团事务所，指挥罢工和领导游行示威，坚持了五六个月，迫使法帝国主义不得不放弃完全侵占老西开的计划。
不过从整体上考察，这个时期的工人斗争，大多数还是自发性质的经济斗争。工人群众参加的某些政治斗争，多是在民族资产阶级提出的口号下进行的，工人群众的组织基本上也还处在秘密结社或封建帮会势力的影响之下。这说明，此时的工人阶级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担负的历史使命，仍然是一个自在的阶级。要使中国工人阶级成为一个认清本阶级历史使命的“自为阶级”,必须从外面向它灌输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即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中国工人阶级觉悟的逐步提高，战斗能力的逐步增强，表明中国工人阶级已经处在由“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转变的前夜。这就为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而在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以一个独立阶级的姿态登上了政治舞台，参加了全国性的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并显示出巨大的力量。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迫切需要马列主义理论的指导，五四运动后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迫切需要工人运动作为它的物质力量。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列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1921年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由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的转变已经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