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德重民

“德”是一定时代衡量人们行为规范的标准。然而，在夏、商时代，德并没有受到充分的重视。由于夏人“尊命，事鬼敬神”,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礼记·表记》),就有人称夏文化为“尊命文化”,商文化为“尊神文化”。在夏、商的尊命与尊神文化中，人们只相信神的意志，认为国家的兴亡，人世的祸福，都是神意的表现。但夏、商的相继灭亡以及周人的勃兴，人们对于天意的虔信发生了动摇，他们感到“天命靡常”(《诗经·大雅·文王》),不能单独去依靠鬼神与上帝，还须在人世间倾注一部分精力。
在这次思想大解放的过程中，周公走在了人们的前头。他清醒地认识到夏、商的灭亡根本不是什么天意，而是因为桀、纣等统治者“不敬厥德”(《尚书·召诰》),他认为周人必须“克明德”(《尚书·康诰》),发扬“德”的教化力量，使之成为治国的根本。
从周公执政时期始，“德”便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周公把提倡“德”作为稳定社会秩序、巩固周朝政权的当务之急。今《尚书》中的《大诰》《洛浩》以及《多方》《多士》等篇，都是史官记录的周公对殷遗民和周臣民的训话，从中可充分看出周公的政治思想及其由此而制定的制度和政策。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说：“《康诰》以下九篇，周之经纶天下之道胥在焉。其中皆以民为言，《召诰》一篇言之尤为反覆详尽，曰命，曰天，曰民，曰德，四者一以贯之。”而这四者之中，又应该以“德”为其理论核心，如谨遵天命，勤政慎罚，重视下民等都是由此而派生的。
周公是周礼的制定者，杨向奎说：“自周公制礼作乐开始，才是我国第一次对于‘礼’的加工和改造，他开始用‘德’字来概括原始礼的全过程。以‘德’来代替礼。‘德’不仅包含着人们主观方面的修养，也包含有客观方面的行为规范。这就丰富了礼的内容，减轻了对等交换的性质，而使礼纳入道德范畴。”又说：“周公对礼的加工，主要在于减轻了它原有的交易内容，加重了它的道德含义”(《关于周公“制礼作乐”》,《文史知识》1986年第6期)。《左传》文公十八年记鲁国季文子所说的话道：“先君周公制礼，曰：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这是说礼仪用来观察德行，德行是用来处置事情，而事情则是用来衡量功劳，功劳是用来取食于民。由此亦可见德在周礼中的重要位置。
西周以至春秋时期，崇德成为社会上人们的共识。一般人要名留青史，则须“大上有立德”(《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而统治者为政以德更为重要，“大上以德抚民，其次亲亲，以相及也”(《左传》僖公二十四年)。鲁国是执行周公礼制的典型，在鲁国人中，德便被更多地提起。如历仕于庄、闵、僖、文四世的重臣臧文仲就主张统治者应以德治民，认为“德之不建，民之无援”(《左传》文公五年)。鲁文公五年冬楚公子燮灭蓼时，臧文仲听说六国和蓼国都灭亡了，其先祖皋陶、庭坚一下子就没有人祭祀了，感到很伤心。这是因为他们的国君不建立德行，百姓也不会为其尽忠效力，而要做到民心无违，就必须实行德治。又如僖公二十一年(前639),宋襄公欲合诸侯。臧文仲评论说：“以欲从人，则可；以人从欲，鲜济”(《左传》僖公二十年)。就是说推己之所欲以从人，使人同得所欲是可以的，但强迫他人以逞一己之欲是很难成功的。所以，推己及人，以德为标准支配自己的政治行为十分重要。鲁国大思想家孔子也强调“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这种推己及人的行为方式体现在统治者身上便是“为政以德”(《论语·为政》)。
也是由于崇德，鲁国出现了不少的道德典范，而他们的道德行为与道德思想乃是以坚持周礼为前提的，即所谓“君子礼以坊德”。如善于讲究贵族礼节，且颇具儒家道德理想形象的柳下惠便是以周礼作为自己道德堤防的。为了遵循周礼，他“言不废大伦”,行不犯色而思虑；因为坚持周礼，他事人以直道，不易其操守。
从实质上说，重德的目的在于使国治邦安，而邦国的安定又仰赖于人民的稳定，因而“保民”、“宁民”便被常常提起。童书业在所著《春秋史》中认为，周人传统的政治和道德观念是“敬事上天，遵法先祖，尊重君上，慈爱臣民，修明道德，慎用刑罚，勤修政事，屏除奢侈，以礼教治国，兵威镇众，而励用中道。”除了敬天、法祖、尊君之外，其他内容都与爱民相联系，慎罚、勤政、不过度奢侈，都是讲统治者不可过度压迫和剥夺民众。鲁人的观念即是如此。他们有时也讲以刑“威民”,如《国语·鲁语上》就记臧文仲之语曰：“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笮，薄刑用鞭扑，所以威民也。”但与“威民”相比，他们更看重以德“训民”和在位“恤民”。国无患，民无难，人民安居乐业，是以国家太平。即使国家遇有凶险，只要在上者建立德行，以德待民，就能得到人民的救援，凶险亦可安全度过。否则，“德之不建”,则“民之无援”。为此，国家应重视人民，急民之所急，即使“铸名器，藏宝财”,也应以“民之殄病是待“(《国语·鲁语上》)。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社稷江山的稳固。
鲁国不少人大倡“重民”之论，这与西周特别是春秋以来“重民轻神”、“重民轻天”的思想是一致的。他们已初步了解到迷信鬼神无用，唯有得到“民”(即“国人”)这个贵族统治实力支柱的支持，才能很好地生存和发展。如鲁僖公二十一年(前639)夏，鲁大旱，僖公要烧死巫人和尪者，认为大旱与他们有关。臧文仲认为烧死他们并不是防备旱灾的办法，应该在民艰于食的情况下修理城郭，稍给民食，这才不失为救荒之策。与之同时，贬损饮食，节省开支，劝人施舍，并致力农事，使旱不舍农，以补救灾荒。而巫人、尪者能做什么呢？“天欲杀之，则如勿生；若能为旱，焚之滋甚”(《左传》僖公二十一年)。僖公听从了臧文仲的话，故这一年虽有饥荒，却没有伤害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