岂能视词为“诗余”

宋词，作为一代文体之盛，历来被后人所称道。可谁又能想到，这文学殿堂中的一朵奇葩，竟在当时不受重视，被视为“诗余”呢？
词最早产生于民间，以民间小曲的形式出现在人们面前。而诗有一个悠久的“言志”传统，这就很自然使人产生“诗尊词卑”的看法。到了宋代，虽然词作为一种新兴诗体已显出它巨大的生命力，但一般的文人学士受儒家诗教的影响，仍然不免把词视为“诗余”。所谓“诗庄词媚”之说，几乎成了固定的看法，不可动摇的法规。在他们的心中，诗歌是尊严、典雅、庄重的，是“正道”,是文人的正业。而词不过是茶余饭后聊以消遣的玩 艺儿，是“小道”,不能登大雅之堂。比如，陈世修在《阳春集序》中称冯延已的词是“娱宾遣兴之具”;晏几道称自己作词是为“折酲解愠”、“期以自娱”、“为一笑乐而已”(《小山词序》);欧阳修、晁补之称自己作词是“敢陈薄伎，聊佐清欢”。凡此种种，都说明他们往往把词作为享乐生活的消遣品来看待，而不把它当作同诗文一样较为严肃的文学创作来看待。
在宋代，尤其是北宋，诗与词的地位确实有着明显的区别。这从“诗人之词”和“词人之诗”之说中也可窥见一斑。所谓“诗人之词”,是指当时许多文人为了赶点时髦，多多少少也写过一些词，又不愿把它视为正宗，只得用“诗余”来表示自己的态度。比如欧阳修、黄庭坚、陆游等文人都有词作流传于世。最让人感慨的就是苏轼。他若知道自己被奉为一代词宗，一定会感到惊讶，因为他也受风气所及，专攻的并不是词，而是诗文。所谓“词人之诗”,是指有些词人怕别人看不起，所谓“惟以词名家，岂不小哉”,也偏要凑上几卷诗让人一观，以示自己不俗。比如当时有名的词人晏殊、张先、刘克庄、姜白石等都曾作过诗。
从总的倾向看，诗歌创作在士大夫文人中最为流行，而词的创作多在低层文人或市民阶层流行。可见，诗的地位在当时是凌驾于词之上的。另外，从词人命运上也可看出词的地位。柳永可以说是词之大师了，可他死后却是靠妓女凑钱为他安葬的。再如姜白石，也可谓词之集大成者，却只靠别人的施舍才能生活。而与他们同时代的大诗人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等，却都是有高官厚禄的。真是词为“诗余”,就连词人也不如诗人。
其实，诗、词都作为一种文体应该受到平等的待遇，因为任何文体只要存在，就有其存在的价值。任何文体都有自身的发展过程，诗历史悠久固然应该重视，而词是一种新兴文体，更不能忽视。如果厚此薄彼，就会影响文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