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法： 端道之美

从本质上说，制度化了的秦印是反对美饰的；如果说它也在追求某种美，那只能是以法为美。
因为，在法家思想中，例如在韩非子那里 “文为质饰”,文与质是分离的； “其质至美，物不足以饰之；夫物之待饰而后行者，其质不美也”。换言之，美乃是“质”的自然属性，而 “文”作为附加的美饰，只是虚假不真的、甚至是有害的，所以君子“好质而恶饰”。这种重质轻文(非文)的思想被引申到人事方面，则必然是以合功利为美。韩非子说： “夫一匡天下，九合诸侯，美之大者也”;又说： “法则听之，不法则距之”。这就是说，美，在物为素，在人为正，成就统一大业是人事之大美；合于法度，美饰才是可取的，文饰只是一种手段，只有当它服从于法并能服务于法的时候，它才可能是美的。这也就是人事之“端道”。
即此而论，秦代官印的制度化本身，就意味着统一，意味着法的确立与贯彻，意味着合法、合功用。与之相反，先秦古玺的不统一、无法度，便只能是不美的。因此，秦代官印的边界格，与其说它是一种美饰，毋宁说它首先是作为法的具体显现而存在的：这种工整得近乎板滞的边界格，似乎时刻在对人们提示着法的存在以及必须对法的遵循；它既为印文的布置立下了框框，也似乎对人们的行为立下了规矩； 它是非常有用的，因而也是美的。
如果仍然依照这种极端功利主义的、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的美学思想来看，摹印篆的美当然也在于它所具有的法的性质。但是，从艺术的角度看，摹印篆却具有一种为儒家所崇尚的“文质兼备”的美，这或许是具有反儒思想的韩非子所不愿看到的。
孙光祖《古今印制》以秦摹印篆与汉缪篆作比较，准确地揭示了摹印篆“文质兼备”之美，他说：“摹印篆，篆隶相融。然秦则篆多而隶少，故文质兼备；汉则篆少而隶多，故质胜于文。其质胜处，善学秦而不及于秦者也。”如果仅仅是为适合于正方形的印面与字格，摹印篆在舍圆就方的方向上更彻底一些，则秦印的面目或许就太冷酷了。但是，摹印篆依据的是秦小篆，无论它怎样力求方、正、直，总不脱秦小篆本身所固有的圆味，再加上铸印印文线条所具有的圆厚的客观效果，使得秦印印文能在方中见圆，秦代官印冷冰冰的面貌由此透出了一缕圆润的温馨。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秦印与汉印的比较中获得清晰的认识。在《封泥汇编》中，有不少印文相同的印蜕，例如方形官印 “都昌丞印”、“东牛丞印”,半通印 “博昌”等，其中加边界格者为秦印，不加边界格者为汉印，二者尽管印文完全相同，但其印文书风差异却十分明显：秦印用笔圆转，体势内敛；汉印用笔方直，体势外拓。秦印印风温雅秀丽，汉印印风磅礴开张。如果说方直、简省、疏放所表现的是一种“文”,而这正是源自于秦小篆的结构特征的，那么文与质的比重在秦摹印篆中表现出了一种自然而然的合度。相形之下，汉缪篆确乎走向了方直的极端。这不仅是由于隶书取代了篆书而成为汉代的规范文字，而且还是因为，缪篆是从摹印篆中脱胎而来的，它有可能更多地着眼于其方直的一面，而倾向于 “质胜”。
显然，秦印印文的 “文质兼备”只是一种客观效果；而造成这种效果的根本原因之一，便是秦官印所自觉追求的 “合法”。亦即是说，不管从哪方面看，秦代官印的审美形式都是牢牢建立在 “法”的基础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