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贤尚功

“尊贤尚功”是太公封齐时的既定国策，由此而成为齐国的政治传统。
“尊贤”即唯贤人是用，不计较出身高低，只要能力高强且有一定的道德水准，便加以尊重和任用。“尚功”则是在评人论事中以贡献、政绩作为衡量尺度，而不管其名分如何。统治者的崇尚往往是下层人民行为的导向，国家尊敬贤人，重用贤人，人们便相率争做贤者；国家鼓励人们立功，就容易产生建功立业之人。否则，如果统治者任人唯亲，只讲血缘亲疏，而不问其是否贤能，有无贡献，就容易使人民离心离德。从这种意义上讲，尊尚贤能是政治的根本。
历代齐君大都能够做到尊重贤能之人。太公在齐实行强权政治，对待臣下比较严厉。但他首先标帜“尊贤尚功”,并实施有力措施，就使得“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史记·齐太公世家》)。
齐桓公首先登上春秋霸坛，也与他重用贤士密不可分，齐桓公名小白，他当初为公子时，与公子纠为敌仇，为了争夺君位，二人进行了激烈的斗争。管仲本来是公子纠的帮手，为了公子纠顺利成为齐国君主，他曾打算杀死公子小白，只因管仲的箭射在了公子小白的衣带钩上，小白才幸免一死。然而，公子小白即位后，却不计带钩之仇，委管仲以重任，终于成就了霸业。另外，据说齐桓公当政时，为了招揽天下英才，曾设“庭燎”以招士。“庭燎”属于当时的礼制范畴，即邦国进行朝觐、祭祀和商议军国大事时，在庭中燃起火炬。爵位不同，使用的庭燎数也不一样。为了招纳贤士，桓公不惜僭天子庭燎之数接待来访者，于是吸引了四方贤士纷纷来投。
重用贤才而不计较其身份地位的例子不胜枚举：齐桓公的几个得力助手中，宁戚本是放牛者，隰朋和鲍叔牙也都出身低微。齐威王时，布衣之士邹忌被任为内相；被刑致残的孙膑被任为将领，为齐国立下赫赫功勋；淳于髡为一出身低微的赘婿，也被任命为上卿。齐宣王时，稷下学宫盛况空前，许多文学游说之士往来其间，宣王便“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史记·孟荀列传》),给他们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使他们专意于学术研究与争鸣。当时，社会上士阶层十分活跃，为了延揽人才以为己用，养士之风盛行，其中最为有名的当数齐国的孟尝君。孟尝君为田齐宗室之人，以薛为封邑。孟尝君门客之中有各色各样的人，只要有一技之长，他都愿意收留，所以，其中既有富于政治远见和才能的冯谖，也有一些“鸡鸣狗盗之徒”。
管仲和晏婴是齐国的两位名相，也是两位有名的大思想家。管仲为“鄙人之贾”,是个小商人，晏婴为“东夷之子”,也不是齐国贵族，但他们却都受到了重用。同时，他们二人也都十分重视人才，对贤能之人的价值有充分的认识。《管子·权修》篇中说：“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树人”即培养人才，培养对江山社稷有用之人。《管子》一书非管子一人所著，但它作为管仲学派的著作总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管仲的思想。晏婴是齐景公之相，据《晏子春秋·外篇下》记载，景公问晏婴什么可以作为国家的依靠时，晏婴认为只有任用贤人才是唯一靠得住的。他把喜好贤才与喜好美女相较而论，认为崇尚贤人能使国家强盛，而崇尚美女却会使国家灭亡，即所谓“哲夫成城，哲妇倾城”。在晏婴看来，只有尊贤才是治国的根本，因而人君应以尊贤用贤为德。
齐国的尊贤尚功对齐国政治产生了很大影响，造就了一批具有民主色彩的统治者。如邹忌能够当面讽喻齐威王，使之广开言路，听取不同意见，并鼓励国中群臣吏民“面刺寡人之过”,也可以上书劝谏或“谤讥于市朝”(《战国策·齐策一》)。齐威王的这种开阔襟怀，仅是齐国开明政治的一个缩影。其实，从根本上讲，齐国学术思想的自由，文化的开放，乃至军事的强大和经济的富足，都是齐人尊贤尚功的结果。
自然，尊贤尚功对齐国也有负面影响。《吕氏春秋·长见》记载说：周公听到太公以“尊贤尚功”治国，便预言将来有齐者“必非吕氏”。果然，“其后齐日以大，至于霸，二十四世而田成子有齐国”。这些记述自然不一定是事实，很可能属于后人对齐国历史的总结。但田氏代齐实与尊贤尚功不无关联。在尊贤尚功的政策下，贤能之人和有功劳者便进入到统治集团之中，而历代国君却系父子相传，以血缘维系统治。如果强君在位，局面尚可控制，而弱君便极易为强臣取而代之。“尚功”与“尚恩”不同，如只尚功，臣下对国君的任用没有浓重的感报心理，篡权的事情就容易出现。东汉高诱注《吕氏春秋》也是这样解释的，他说：“尚功则臣权重，故能夺君国也。”